端劲高古
中国书法历史上，“宋四家”（指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是非常重要的巨匠大家，他们对宋以后的书法艺术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四家中，蔡襄是福建人，是福建书法史上的一座巍巍巨峰，令人高山仰止。
蔡襄（1012—1067），字君谟，莆田仙游人，是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更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作为政治家，在其短暂的55岁人生中，为官三十八年，政绩显著，如泉州的洛阳桥就是他泽被八方、泽润后人的政声显绩；作为文学家，其传世文集有《端明集》与《忠惠集》两种版本；作为科学家，《荔枝谱》《茶录》是其重要著作，也是宝贵的历史文献，对果业、茶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当然，世人首重，当推其书法，书法家应是其第一历史身份。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书法展览场馆化，对书法的审美产生了朝视觉张力转化的巨大转变，加上以“丑”为美的“丑”书成了一股社会的风尚潮流，“明清调”成了流行书风，这是由历史变革时期思想交汇的社会思潮引起的，是难免的，相信也是短暂的。这时期，明清民国的一些个性化的书法家受到了追捧，而宋及宋以前的书法家在现实里却受到了忽视。近几年，随着国家的强盛，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的觉醒与自觉，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已呈现光芒，大汉盛唐的强音正在恢复，中华民族中正的东方审美将会重现。像“颜鲁公”“宋四家”等大汉唐宋气象的书法传统将得到恢复、传承及发扬。
在“宋四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中，最难述说的就是蔡襄书法。或许是蔡襄敦厚的性格和低调内敛的秉性，或许是他传世的作品没有米芾、黄庭坚那样的个性张扬，在当代，对蔡襄的评价远没有与之齐名的另三家那么高，这是有失公允的。当代人往往只站在当下的立场，以当下的审美喜好来看待他的作品，并没有把他的作品放在他的时代背景中来加以思考，更没有从历史及历代的评价中加以研究。在我看来，蔡襄在“宋四家”中是有特殊贡献和杰出成就的。
蔡襄在其所处的时代且直至清代，当世人及后人对其书法艺术评价皆极盛誉，推崇备至。《宋史·列传》中称他“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由爱之”。蔡襄的至交好友文坛泰斗欧阳修称“蔡君谟独步当世”，赞其“蔡君谟博学，君子也，于书尤称精鉴”。大文豪苏东坡誉其“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逐为本朝第一”，称“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并强调“仆论书以君谟为当世第一，多以为不然，然仆终守此说也”，可见大才子苏东坡对蔡襄的推崇与敬重。苏东坡何许人也，一代文豪，百代宗师，以他自身的才华、鉴赏的眼光，加之本身作为一代书法大家，他能对蔡襄的书法如此推崇，可见蔡襄在当世的影响力与时人推崇之深，也可见蔡襄书法艺术的高度与魅力。同为“宋四家”的黄庭坚、米芾对蔡襄也是顶礼膜拜的。黄庭坚赞其“苏子美似古人笔劲，蔡君谟似士人笔圆”，米芾赞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宋当世的理学宗师朱熹也对蔡襄仰视不已。宋大儒邓隶评君谟书如杜甫诗，苏黄书似太白诗，君谟得之功，苏黄得之趣。《宣和书谱》里评其“世人摹之石，自珍其书，以谓有祥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而复推为本朝第一也”。宋徽宗日“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也”。元朝的赵孟頫深受蔡襄影响，“赵文敏源流，盖自蔡出也”，明文徵明也一度仿效蔡体，“于莆阳得其形”。明人王世贞亦推其“然自宋书家当以襄为首云”。只是蔡襄“颇自惜，不妄为人书”，传世作品太少，导致后人对其研究传承从众者偏少，这多少影响了蔡襄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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