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永洲，湖南永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毛泽东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和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青年文学》《文艺报》等报刊。已出版多部著作，并获多个奖项。

生产队记忆（代序）

何永洲

打我记事起，就有生产队。而我的故乡雷公仙生产队位于湖南省永兴县东部，那儿多山多林，有一条叫永乐江的江绕村而过。那儿气温适中，四季分明，自然资源丰富。生产队常年种植稻谷、红薯、苞谷（玉米）、豆类、油茶、茶叶等，但以稻谷为主。那时日子虽过得紧巴，但快乐顺畅，如今我还记得上小学时就会唱的那首歌：

公社是棵常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越甜

藤儿越壮瓜越大

…………

这首歌，我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上小学时就会唱了。后来才晓得这是河北音乐家王玉西一九六二年所作，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现今重温这首歌，又被不由自主地带到了那年头。

一九五八年底，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在秋收前后，先把公社的架子搭起来。很快，人民公社就在全国遍地开花，从此改变了几千年来农民一家一户的生产生活方式。人民公社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一九八三年。这种体制模式，后来被人们称为“大锅饭”或大集体时代。

记得我懵懵懂懂知点世事时，父亲就对我说：“你一出生就开始吃生产队的‘大锅饭’了。”因为恰逢那一年，我国开始推行“生活集体化”，实行吃饭不付钱的伙食供给制，也就是说生产队办起了公共食堂（一九六一年停办）。这样说来，我算是吃着人民公社的“大锅饭”长大的。

而今虽然脱离“大锅饭”几十年了，但那年头那些人那些事，仍历历在目如同发生在昨日。其实“大锅饭”是对人民公社化时期集体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形象比喻。因为当时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方式。哪“三级”呢？就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而生产队是基础。和生产队紧密相关的机构，比如生产大队，既直接隶属于人民公社又直接领导和管理生产队。人民公社所属的学校、卫生院、信用社、供销社（代销点、农药化肥铁木农具等门市部、圩场、饭店等都归供销社管理）、粮站、食品站、兽医站、铁木社（主要制造简易铁木农具如刀斧、锄头、打谷机等，由供销社门市部出售）、企业办等单位和部门，一般业务上由县级相关部门管理，行政上由所在的人民公社管理。这些单位和部门一旦遇上缺员，公社可通过大队推荐，直接从生产队抽调人员弥补（弥补人员在单位称为临时工，依然是拿生产队工分的调工人员）。如果需要扩建办公现场，扩大业务范围，也需公社牵头协调征地和劳力等事物。

而人民公社可根据当地生产生活形势和工作需要，临时调动所辖单位人员集中突破某项工作，完成某项任务。比如，春耕或双抢，可以抽调人员突击支农；遇上洪灾或大旱，可以抽调人员突击抗灾救灾；还有农村识字扫盲任务艰巨，可以协调中小学教师参与；传染病突发时，可以集中医生防治。而生产队与这些单位是什么关系呢？简单地说，生产队交公粮、购粮要找粮站，上缴生猪要找食品站，生猪发病找兽医站，购置农具找铁木社，购买农药、化肥及上缴农副产品找供销社……在此我主要说说我们的生产队，说说生产队时期的那些人、那些事，说说生产队时期社员们的劳动和生活。

生产队作为当时中国农村一个最基层最基本的独立核算单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按人数多少，一个生产队班子成员一般有八至十二人。当时把生产队领导班子称之为队委会，队委会的组成一般有政治队长、生产队长、副队长（两到三人）、会计、保管员、出纳员、妇女队长、民兵排长、记工员等，有段时间还有贫协主席。规模小、人数少的生产队通常采取兼职形式，如会计兼记工员、副队长兼民兵排长等。

一个生产队的人一般集中居住在一块地方（一个自然村），由数十户农户组成，生产队的成员叫社员。也有些居住密集超百户农户的大型自然村，则分为第一、二、三、四生产队的。无论大小，一个生产队，就如同一个大家庭，而生产队的社员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队长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家长”。所有的耕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由生产队统一安排调度，全体社员在生产队队委会的统一调动下开展生产生活。而社员们的日常生活物资，除了靠在有限的自留地里种点蔬菜，就完全依赖生产队了。生产队每月会按时分发给社员们稻谷，到了秋冬还有红薯、玉米、高粱、黄粟（小米）、豆类等杂粮。每季度或不定期会给社员发一次钱，称为预支。平常社员们临时急用钱，可向生产队支取然后由会计从社员往来账上扣除。逢年过节，生产队会杀一两头猪（春节杀数头），或从集体鱼塘里捞些鱼改善社员生活。基本上能通过集体手段在生活上帮助社员的，生产队都会做。比如，社员们的剃头费、缝衣费、碾米（稻谷加工）费、子女上小学的学费等等，先由生产队统一垫付，到了年终，根据本年度的收成情况及社员们平时劳动所得的工分进行决算分配，统一扣回生产队，“多退少补”，这就叫作年终分配。一个生产队的社员就等于是在一口锅里“搅勺”，队里收成好了，“锅”里就丰富些，社员们的日子就好过些。要是歉收，所有人就要勒紧裤带过日子。

那时乡下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就连钟表也是凤毛麟角，社员每天都是看太阳的影子定开工和收工的时间。比如：早晨天刚亮，队长喊工的哨子响起来了；太阳几竿高了，该回屋吃早饭了；太阳偏西时，该回屋吃中饭了；天黑，该收工了。这也是每天正常的劳动时间，遇上农忙，还要开晚工。当时每家每户都发有一本记工分的小册子，叫《社员劳动手册》，由每个社员自己记录出勤情况，然后定期和生产队记工员核对有无差错。到了年底，就把社员的工分都加起来，用生产队的总收入除以总工分，算出每个工（一般是每十分工算一个工）的价钱，再算出每个家庭应分的钱。

那时候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牲口棚，因为还没有机械化——记得我们公社有一台“东方红”牌中型拖拉机，农闲时拉拉化肥、农药，送送公粮，农忙时下田耕地，但很难普及——牲口是最重要的劳动力，拉犁、拉车、拉磨……我们生产队当时有二十几头耕牛、四五十头猪。养牛养猪的地方叫畜牧场，有专人管理。除此以外，我们生产队还有三口鱼塘、三百多只鸭，养鱼放鸭也有专人。

印象中好像除了饮水什么都得凭票供应。比如：赶集吃碗面条或买个包子，要粮票；到门市部扯块布，要布票。还有棉花票、糖票、油票、肉票、肥皂票、煤油票、化肥票……如果只有钱没有票，是无法购买生活用品的。除了票证，还有这个指标那个指标，比如粮食指标、楠竹指标、木材指标、生猪指标、油茶指标，以及其他农副产品指标……一切都有计划有安排。这些指标有些是上缴指标，有些是完成上缴指标任务后，供给或奖励生产队的购物指标。生产队一得到这些购物指标，就会马上分配给社员去有关部门兑换相关物质。社员们凭生产队分给的“奖励指标”，就可以去有关部门“平价”（低价）购买到计划内的紧缺物资。可是，社员们有时也有难处。比如虽有票证有指标，但家中无钱，票证和指标也就只好送人或丢在抽屉里作废了，因为这些票证和指标都是有使用期限的。那年头购物，有钱没票证和指标不行，而有了票证和指标没钱，也不行。为此，人们就千方百计想弄点能配合票证和指标购物的活钱。

那年头留给我们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都想吃，吃什么都香甜。最期待的是过年过节或家里来客人，因为只有过年过节或来客人，家里才有点平常难吃到的好东西。尤其是过年，我们孩子期盼的不仅是新衣新鞋新帽子，还有一年才能吃一回的丰盛饭菜。

每每回忆这些，愈回忆愈感动，于是，我就想写一本关于生产队的书。其实，十几年前我就在谋划，很想以文学的方式再现几十年前农村生产队时代的样貌。我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那些人和事一直在我脑壳里打架，却无从下笔。三年前，我终于悟到一点眉目，决定把全书分为生产队“那人儿”“那事儿”“那日子”三个部分，客观实在地全面描摹生产队时期的人、事、生活，全方位呈现当年生产队的样貌，意在为后人书写集体记忆。

“那人儿”（生产队的人）记录那个年代生产队不同身份的人的特点，比较集中地反映那段历史的基本面貌。“那事儿”（生产队的事）以写事为主，记录那个年代生产队的事儿，如春种、双抢等，客观体现时代印记。“那日子”（生产队的生活）主要写那年头的衣、食、住、行等，描述当初生产队社员们的生活。

每个时代有属于自己的记忆，生产队时期也一样。对于已迈入花甲之年的我来说，生产队的那些人、那些事、那段时光，尤其难忘。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朴素地记下他们——人物、故事、场景、细节。我不慕光华，也无力让它成为经典，只是希望那些在记忆中淡忘了生产队的人们，希望回想起生产队的人们，在看到它时，能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当那些独特的共同记忆在茫茫脑海中清晰起来，生命仿佛也突然变得完整。

那人儿

“恶队长”003

瘸保管012

余会计020

熊组长027

小木匠032

民办教师040

女油匠045

罗剃头051

陈兽医058

“蠢铁匠”063

弹花匠　068

豆腐嫂074

那事儿

派　活083

春　种088

双　抢096

卫生所102

知青点105

副　业110

交公粮115

分　配118

那日子

穿　戴129

饮　食135

住　舍142

出　行148

杀年猪152

赶　集157

扫　盲162

听广播169

戏班子175

露天电影180

等了几十年的梦（代后记）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