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偷”给我的大学
1966年，我刚读初中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就来了，于是，停课闹革命，当红卫兵，参加大串联，上山下乡当知青，参军入伍当战士，退伍进厂当工人。整整10年，从少年到青年，本应该是在学校读书的黄金期，可是，我们这一代，却被历史的旋涡卷缠着抛出校门，丢进动乱的社会。从此，进学校读书，成了我最奢侈的欲望。
“文革”初期，许多杂志、书籍都被扔掉或卖掉。这样一来，各地供销合作社，收废旧书刊门市的生意可好了。
那时，父亲在一个基层供销社当主任。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读过书的人，哪见得这么多好书丢弃在废纸堆里。于是，他常常会从废纸堆里捡些书或杂志悄悄带回家看，看完后，又悄悄带回去归还。
有一天，父亲回家时，径直走进卧室，掀起后衣襟，从腰后拿出一本杂志，放在枕头下面。当我们都睡了，父亲每晚都在煤油灯下，拿出这本杂志翻开来读。有时，我们半夜醒来，还见到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读着那本杂志。
那天，父亲上班去了，我好奇地从父亲的枕头下面拿出这本杂志来看，那是一本1965年6月的《收获》杂志。我翻开父亲折上的书页，“大学春秋”几个大字，占去了三分之一的页面。由于好奇，我就顺着看了下去。就这样，父亲去上班，我就在家看，他回家之前，我就把书又放在枕头下面。里面描写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学生纯真火热、激情四射的生活，特别是书里描写的那些大学生的青春萌动和那淡淡的小资情调，让我这14岁的少年，沉醉而不能自拔。
不到两天，我把这期刊发有《大学春秋》上半部的《收获》看完了，就追着父亲问，要求他把下一期找来给我看。父亲得知我看了《大学春秋》，脸有惊恐之色，把我拉进房间，告诉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带这本书回家，也不能跟任何人说，我看过这本书。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这部小说只刊发了上半部，随即，《收获》杂志也被勒令停刊。这期刊有《大学春秋》的《收获》，是我父亲偷偷从废纸堆中拿回家来看的，如果被人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
就是那本《收获》上刊登的半部《大学春秋》，让我对大学有了向往，对文字有了感情，对书籍有了爱恋，对知识有了追求。
这期杂志的出现，让父亲知道了我爱看书，心里很高兴。从此，父亲隔三岔五地从供销社收购的废书刊中挑些书带回家给我看，看完后，父亲就悄悄地带走，又换回一些没看过的带回家来。
父亲先是带些近现代中国作家写的，诸如《红岩》《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我们播种爱情》，巴金写的《家》《春》《秋》，郭沫若写的《无意识的年代》，老舍写的《骆驼祥子》，茅盾写的《林家铺子》《蚀》《春蚕》《幻灭》，鲁迅写的《阿Q正传》等文学名著。只要我喜欢读，父亲就鼓励我尽情地读，但总是不止一次地告诫我“悄悄看，别让人知道。” 也许，是父亲有意循序渐进的安排吧！当那些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我看了一部分以后，父亲又逐渐带一些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侠五义》《说岳全传》《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让我读。我在读那些半文半白的文字时，有些似懂非懂，但书里的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却深深地吸引、打动和感染了我。
后来，父亲又带回些外国名著，如《莎士比亚全集》《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罪与罚》《悲惨世界》《父与子》《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千零一夜》等。除这些大部头的书之外，还有卡夫卡、契诃夫、莫泊桑等作家的短篇小说集。
再后来，父亲又带了《东周列国故事》《世界史》《中国通史》《悲剧的诞生》《美的历程》等历史文化书籍。
从1966年到1968年底，在这不到3年的时间里，我虽然囫囵吞枣地读了近百本各种书籍，但那时的阅读仅仅是兴趣与热爱而已，可是越到后来，我越觉得，我的生活离不开书本、离不开阅读了。而且，有一种感觉也越来越清晰，那就是，父亲把阅读的习惯植入了我的生命，是阅读把我领进了另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是阅读在浇灌着我的精神家园，是阅读使我的生命精彩，人格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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