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的春天特冷。春寒之中重读鲁迅《春末闲谈》，品味着他对那种剥夺思想的治人之术的剖析，不禁怦然心动。因而联想到大学之失魂与我辈读书人精神之萎缩。那细腰蜂式的把戏，叫人“没有了能想的头，却活着”。我们确实是“活着”，但几人尚有“能想的头”？思前想后，觉得我们的教育大概是有病，是不是中了那细腰蜂的毒针？于是知识分子的“坏毛病”，便使我不禁生出种种像春寒般不合时宜的焦虑与忧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三年前我写过《失魂的大学》，去年又写了《再谈失魂的大学》，所虑之事依然存在，且有加剧之势。因又有几则随感写出，算是续篇。我倒是真心希望此种文字将无可再续，那时大学之真精魂便已归来也。
一、教育：“民爱”变“民畏”
在论及政治与教育的差别时，孟子有一个说法：“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现在的教育，似乎已经背弃了这则古训。你看，主其事者并不怎么措意于“得民心”的事，而是千方百计地忙着去“得民财”、乱收费、“搞创收”成为有中国特色教育的一大弊端。于是，本该是叫人爱的教育，便渐渐地叫人畏起来了。听说沪上民谣有“人民教师黑社会”之讥，北京则有百姓在民意调查中表示最恨两种人：教师和医生。这自然是一种言过其实的情绪化表达，但其中的警世之意不可小视。应该想一想，我们的教育到底生了什么“病”，才使得这个本来是那么高尚、圣洁、“民爱之”的事业，居然叫人民畏而恨之进而唾骂之？有一位朋友说，现在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政”与“教”互通有无、互为倚重、各得其所。在“教”界由“民爱”变“民畏”的同时，“政”界的人士却纷纷从大学里弄到了硕士、博士、博士后以至兼职教授、博导的美称，大大增加了从政的本钱，从而叫小民不敢不“畏之”，也不敢不“爱之”。有的政界人物，虽然一天也没有真干过教书育人之事，却宏论连篇，“指导”教育，俨然是一位大教育家了。而本该当教育家的大学的头头脑脑们，够得上教育家如蔡元培、罗家伦、马叙伦、叶圣陶者则鲜有其人，听说他们要当政治家，看重的是“副部级”“正厅级”之类的行政待遇。“政”与“教”错了位，“政”与“教”一锅煮，迂腐的孟老夫子真可以休矣。
我们告别了计划经济，但计划经济时代的官僚津制与“左倾”教条主义并没有随之而去。我们迎来了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尚未完全形成，教育还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那些最不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也就是官僚津制的“权”与市场运作的“钱”结了婚，迫使教育失其本义，叫人民望而生畏。具有启蒙思想的清末诗人龚自珍有言，灭绝一个民族，先灭它的历史。我想补充说，还要灭它的教育——不灭教育何以灭其历史？从文化传承上说，灭史是断其根，灭教则绝其后。只有最短视、最没出息的民族才不惧怕教育的毁灭；只有最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才派不懂教育的人去管教育。当然，完全灭掉中国的教育是绝不可能的，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十年“文化大革命”曾使教育几近灭绝，再往前推，如1952年的院系调整(伴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等。我觉得，最可怕的还不是已经干过的那些使教育异化、变质的蠢事，而是支持那些蠢事的某种“思维定式”，还会借着权势与金钱这两翼，不时幽灵般地游荡在今天教育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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