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禁书政策的酝酿诞生，实际上怕是始于乾隆三十九年两广总督李侍尧查缴屈大均诗文的奏折。乾隆皇帝从这里得到启发，才下决心逐步实施、全面推广的。四库全书馆已经成立，访求遗书的工作也已开始，但李侍尧却悟出了工作中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他说：“从前臣等止就其书籍之是否堪备采择，行司照常办理，竟未计及明末稗官私载，或有违碍字句，潜匿流传，即可乘此查缴。”这一陈述正好与圣意相合，立即得到了详细的指示，那要点是：“传集绅耆，明切开导，谕以此番仰蒙皇上如天之仁，特免收藏之罪。即有前存忌讳书本，不妨及早缴官，并无干碍。倘再匿留不献，则是有心违犯，自取罪戾。”那开始也还在威胁之中含着劝诱，如对于屈大均的诗文，就止须销毁，并不追究藏书的屈氏子孙，乾隆在上谕中又进一步说明：
“朕屡经传谕，凡有字义触碍，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其中如有诋毁本朝字句，必应削板焚篇，杜遏邪说，勿使贻感后世。然亦不过毁其书而止，并无苛求。朕办事光明正大，断不肯因访求遗籍罪及收藏之人。”
这是开始收缴违碍书籍时的情形。不过成绩一时并不理想，特别是江浙一带地方官办理不力，三十九年十一月又有谕旨，指出：“此等笔墨诋毁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抑或不免，因指名交各督抚留心查办。乃高晋、萨载、三宝皆覆奏称，查无违碍之书。今李侍尧等既从粤省查出屈大均诗文，不应江浙等省转无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岂高晋等办事不及李侍尧等之实力乎。抑江浙各藏书之家尚不能深喻朕意乎？”
这个压力很不小，江浙各省的地方官加紧卖力奉行了，许多藏书家也不得不将家藏书籍上缴四库馆，但我猜藏书家们在缴书之前，是曾经仔细拣选过的，送去的大抵是古书，而极少明清易代之际的作品，这些书也大抵平安地通过了，被收入四库全书，只是在重抄的时候，做了手脚，进行了删改抽换。但献书人大抵平安无事，而且各蒙赏给御制《图书集成》之类的奖品。所献之书也奉旨一律发还，但查出词义违碍的不在此例。据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载，自乾隆三十七年开始征访以来，三年中共访得书13781种，而以浙江进呈者为最多，共4588种。可见经过一番斥责督促后，是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的。
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以下事件：
乾隆四十一年，诏应毁书籍内有止须删改字句，不必因一二卷遂废全部。这就开了抽毁的例，也为抽换删改种种手法铺平了道路。
乾隆四十三年，查办了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为徐作传的沈德潜也获得革去官衔、谥典，撤去乡贤祠牌位，扑毁祭葬碑文的处分。
同年十一月，又重申查缴违碍书籍的禁令，这次定了二年的时限，限满后仍有隐匿存留，从重治罪。显然与开始时的宽松态度大不同了。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令各省郡邑志书内如有登载应销毁各书名目及悖妄著书人诗文者，一概俱行铲削。禁网所及已经注意到了地方志，今天旧刻方志流传的稀少，与这次清理是不无关系的。
乾隆四十五年，令于野史诗之外，更注意于演戏曲本。这次网撒得更大，已经伸向俗文学领域，小说也随之受到严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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