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本书”这名目，现在知道的人不能算少了，但要具体地下定义、立界说，就不大容易。自有书籍之日起，应该说就已经发生了善本与非善本的争论，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一一浏览，是会使人头昏脑涨的。但仔细一想，争论之起，总是由于标准的不同。而标准在抱有不同目的的人眼中，又总是不一样的。以古书而论，它既是文献，又是商品。这就基本上划清了两种不同标准的界限，一切争论，大抵总是由此而起的。
清代中叶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荛圃），以收藏宋板书著名。他有一个别号是“佞宋主人”，可以想见他的主张的坚决与真挚。他主张一切古书，以宋板为最好，因为它古。他校起书来，即使宋板书中明显的错误，也必据以“改正”非宋板的并不错误之处。他是主张越古越好的，可惜唐板还不曾发现，否则一定改号“佞唐主人”无疑。黄丕烈收集、鉴定、流传古书的功绩是不可否定的；他主张古本可贵，也并不错。不过他把事情搞过了头，终于弄得可笑而荒谬了。
黄丕烈并不是这一主张最早的发明者，在他以后这种主张又有了惊人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也还不曾消失。黄丕烈是藏书家，但后来又开了“滂喜园”的书铺，经营旧书交易。在古书商品化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萌芽的浪头中，他都很有些代表性，因此在这里提出他来作为一种典型。
留心书市风气变迁的人，可以看出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不同时代，人们对书籍价值的评断是不同的。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群经的地位一直占据着最高的宝座，那原因是容易理解的。到了清末，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时晚明野史、清代禁书的身价突然上升了。这是民族主义思想风起云涌的结果；紧接着是群经地位的一落千丈；再以后是小说戏曲书变成了珍品，这自然是五四运动以后，俗文学研究兴起的必然趋势。再后来，是过去无人过问的地方志大行其时，这与帝国主义者的大力搜罗是密切相关的，他们为了不可明言的目的，想尽力占有资料，对中国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不过往往美其名日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
以上粗略的勾勒，是就书籍门类横断面观察的结果。大致说来，发展趋向还是健康的，那就是知识界摆脱了经义和道学，逐步走向实际，眼界也开阔得多了。其间每一变化，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原因。越古越好的教条终于打破，“善本”的定义有了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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