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在政法大学，是段值得记忆的日子。有几年，既不评职称又没有科研，除了上课和写书写文章（自己爱写的），日子很轻松。所以我们一群有家没孩子的青年教师，没事时经常聚到小院（另一群青年教师的住地）聊天。有一天，我们所一位未婚青年女教师，正和大家聊得热闹，忽然想起一会儿有事，就问房主，小吴，你脸盆呢，借我用一下。小吴一愣，说，你等等。进了里间。就听里边乒啷乓啷一阵乱响，他拎着一个黑不溜秋的脸盆出来了。说，你等一下，我刷刷去。说着出了门，十多分钟没回，二十多分钟也没回。女教师还去院里张望，影儿都没有。快一小时过去，大家估计他去买脸盆了，女教师赶紧走了。
小吴是温州人，北大博士。那几年正是温州货席卷天下的时候。他不少温州老乡，在京卖皮鞋皮带。走时把没卖掉的皮鞋皮带送了他，扔一床底下。他让大家去挑。我说，就你们那温州货，皮带一系，三秒就崩；皮鞋一穿，三秒底儿掉。系上皮带，得准备随时拎裤子；穿上皮鞋，腰里得揣双千层底儿。他不高兴了，可我真说的实话，我觉得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假冒伪劣开始，温州是它们的大本营。
他的吃饭，也让我拍案惊奇。一天，他打饭回来，我一看，上面铺着一层猪头肉，下面一碗米饭。我说，这多难吃，你应该用馒头或烙饼夹着吃，香！他说我们南方人不吃面食。想起我小时候一次祖父带我吃烤鸭，忽然对我说，你看咱旁边那个人。一看，一碟烤鸭和一碗米饭。祖父说，这肯定是南方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南方人这个词，并对他们的人乡不随俗有了深刻印象。
我们常聚的一位女教师姓张，很年轻，爱交际，常给大家做饭吃。她有个表姐姓于，在我校读刑法专业研究生，总在她那儿。一天，我们去了，姐俩跟我们聊了会儿，就琢磨晚上吃什么。俩人商量完了，一个买一个做。我过去问，能帮着干点什么。小张说，去，一边跟他们（男教师们）聊天去。小于比较温和，笑笑说，没事儿，一会儿就好。小张又说，你还挺有礼貌。不过这是我们女人的事。打这以后，除去在家，到别人家去吃饭，女人的事儿（除了夸菜好），我就不问了。
有一天，在某办公室，聚会的老师中有一位是教人权法的。大家很感兴趣，请他讲讲。他兴致勃勃地刚开讲没两句，门“嘭”的一声给撞开了，一青年女子直闯进来，长得十分漂亮，让人惊艳，此刻却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喊道：“我说你去哪儿了，原来又跑这儿瞎侃！我接了孩子回家，还得做饭，还得盯他，你倒在这儿躲清闲！”大家忙替他解释，是我们把他扣这儿讲人权。女子不听，一边把他往外赶，一边说：“还讲人权呢！讲人权，我的人权呢？我是不是人？我有没有人权？”一边骂一边把他赶回了筒子楼。
过了两年，大家纷纷有了孩子，方知，孩子的哭声才是分量最重的发言权，他的吃喝，才是真正的人权。
政法忆往
八十年代，政法大学刚在昌平建了一个教学楼，老师们便坐着班车颠颠儿地来上课了。那时政法挺人道，说谁愿意来昌平住，分两室一厅，还有住房补贴，因为你受苦了。面对学校的诱惑，青年教师说，别说两室，你给八室也不来。那时昌平就是个乡下，我亲眼见刚入校的几个女生一边拉行李一边哭，说，我们也是大城市来的，没想到给扔这荒郊野外了！
不过我倒不是想回忆政法，我是想起了一个有关酒的事。那是一年冬天，学生考试前，我和几个老师来辅导。因为班车的原因，没吃饭。到了学校，想找个饭馆。学校门前的街，黑灯瞎火，一条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土路，通向遥远的黑处，任你用黑色的眼睛如何寻找，也找不出半点儿光明。黑暗中看了半天，才分辨出学校对过儿有个小饭铺，进去一看，碎砖铺地，挺大的屋子，就亮着一个黄色小灯泡，也没人出来。喊了几声儿，有个姑娘睡眼惺忪挺不耐烦地出来，问，干什么？同事说，你说干什么？吃饭！她说，没了，都卖光了！后在盘问下，她说可能还有啤酒汽水和豆腐干花生米。于是同事们坐下喝啤酒，我不喝酒，喝了两瓶汽水。
吃喝完毕，进了学校，学生一见我们，特别亲切。因为他们到了北京，两眼一抹黑；到了昌平，就两抹黑了。平时没人来．她们也没地儿去，见了老师就像见了家人，辅导不久就成了聊天。正聊得热闹，我肚子忽然疼起来，从隐隐疼到阵阵疼，学生拿来开水，一连灌了三大碗，才缓解。
我看其他同事和学生们还聊得热火朝天，有些好奇，低声问一同事：“你们刚才喝冰镇啤酒，我喝了两瓶冰镇汽水，你们怎么肚子不疼？”他说：“你真逗。酒喝进肚子里是热的，怎么冰镇它也是热的。但你那冰镇汽水是越喝越凉，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从来滴酒不入，此时方开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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