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横西北》：
在西安空旷的机场放飞无人机的年轻人不会想到，他们后来会成为共和国飞向蓝天的翅膀，更不会想到60多年后无人机会进入国庆方阵，也进入寻常百姓家。
1957年12月，交大四年级学生鲍家元正在上课，突然被系总支书记叫了出去。“学校决定了，让你提前毕业。你现在不用上课了，马上去人事处。”
很快，鲍家元不仅毕了业，而且还办了从学生变老师的手续。早上还在听课的他，中午吃饭时就戴上了红底白字的校徽，成为一名老师。
两天后，他和另外三名年轻教师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一下车，他们就到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报到。在这里，他们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培训。这是新中国最早的计算机培训班，这个班毕业的学生将参与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计算机的研制。
这台计算机被命名为“104”机，研制组的两个组长来自交大。1958年，迁到西安不久的交大就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计算机技术专业。1961年，交大计算机技术专业的教师集体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计算机原理教材。
1959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的陈慧波是交大迁校后入校的学生，西安的面条凉皮是他大学的记忆。1964年毕业后，他去了太原重机厂，1982年他同时获得两项国家发明奖，是我国同年获两项国家发明奖的第一人。
李伯虎、陈国良、李鹤林、陶文铨、熊有伦、雷清泉、苏军红、邱爱慈、孙九林……在西安交通大学1955-1999年的学生记录册里，这些人都是普通的学生，然而多年后他们都成为中国的院士、国家的栋梁。
他们在青春年少时，从黄浦江边到兴庆湖畔，从金陵到长安，后来又到茫茫戈壁，到崇山峻岭，没有什么是不可适应的，唯一不变的是心中的世界、梦中的理想。
对于王桁、高秉权来说，他们的青春代号叫作“1059”。
今天，很多人都会给自己的人生定一个目标，有人是挣够一个亿，有人是成为网红，有人是奢侈的生活，有人是诗和远方。
1959年，青年们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要在祖国十年华诞的时候制造出中国的第一枚导弹，那个计划被命名为“1059”，这是新中国的1059，也是他们人生的1059。
当研制导弹的资料摞满了大半间办公室时，当他们拨开被荒草覆盖的工厂准备在那里加工导弹时，当他们拿着玉米面饼喝着玉米楂子粥却绘制着中国最尖端武器的设计图时，每个人都知道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有多难，但每个人都为了那飞上蓝天的目标日日夜夜地努力着。
1958年7月，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提议后，两国间原来亲密无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一个月后，在完成了P-2导弹的发射演练后，五院第三设计部搬到了北京南苑的一个破旧大机库里，他们在这里一边绘制图纸，一边开始了导弹的仿制工作。
然而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帮助完成仿制的专家陆续到了，唯独没有试车台的专家，而运来的资料中也没有一张和试车台有关。
任新民，后来的两弹元勋，“中国航天四老”之一，此时只有43岁。他率领中国那时能集合的精英进行着艰难的探索，而苏联恰恰在此时留了一手。
“你们应该按协议提供试车台的资料，不然我们的发动机怎么试车？”任新民直率地质问苏联专家组组长米留申。
“这个很好解决，你们可以拿到莫斯科去试，那里有完备的实验设备，我们给你试，这样很好吧。”米留申貌似友善下的傲慢深深地刺痛了任新民。
任新民拒绝了苏联的“邀请”，他坚决要自主研制发动机，建中国自己的试车台。得知消息的苏联负责人不屑一顾，连试车台都没见过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建得出试车台？拒绝了帮助就意味着成长，尽管这成长注定要经历风雨的考验。
试车架全部使用焊接工艺，而我们的工人只有少数人掌握氩弧焊。没工人，国家将北京211厂的240多名铆工全部转为焊工，那时国家连氩气都需要进口，一小瓶氩气要6万元人民币，三四天就会消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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