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比潘德荣老人更熟悉老马边县城了。当年，他每天骑着辆绿色自行车，挨家挨户去送信送报，每一条巷子，巷子里每一户人家，人家旁的每一棵树，树下的每一个门牌号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每天都要转一大圈，闭着眼睛都找得到，太熟悉了！”潘师傅说。
当时马边县城里只有两个邮递员，他是其中之一，一个送城内，一个送城外。潘师傅就送城内，这份工作他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
“小城里的人都面熟，天天一碰到，叫不出名字，但也要打招呼。”
潘师傅对他的这份工作有种自豪感。穿着绿色的邮电服，每天去送信的时候，人们都喜欢他那个绿包包，总觉得自己可能会遇到意外的惊喜。潘师傅有张圆脸，弯弯的眼角，遇到这样的人会觉得世界就是一团和气。
“最主要是送报刊、信件，还有汇款单，大家最喜欢这个。”
潘师傅的家在农村，年轻时当过工程兵，修过成昆铁路，转业后在1970年底到邮电单位工作。“本来人家想招能歌善舞的，我肯定不行，但人家看我当过工程兵，能吃苦，能爬电杆，就招进去了。”他说。
刚开始，潘师傅被分到大院子区工作，给乡上送信。每天背着邮包跑，如果邮件多，只有挑担子。在潘师傅的记忆中，马边正式通邮车是1982年，之前的书信全是人去沐川挑回来，那叫“邮政担子”。挑的人一走就是几十里，长年累月，都走成了“山夫脚”，大脚板。1976年，潘师傅回到了城里，骑上了邮政自行车，在城里穿梭，也就不用再过唐僧西天取经似的生活了。
那时候，潘师傅每天送得最多的是《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党报党刊，每个单位都要订。潘师傅对《红旗》杂志的印象最深，每次一来，自行车后座就要码上高高的一摞，绑在后座上，蹬起来很沉。20世纪80年代后，马边城里私人订阅也渐渐多了，订得最多的是《参考消息》《文摘周报》《四川广播电视报》，后来也有人订《深圳青年报》《南方周末》《中华工商时报》。阅读趣味慢慢在变，外面的世界好像就在那几张报纸上。
“那时候邮政快件很少，每天只有二三十件；现在就不一样了，五花八门，单邮政都有两三千件，还不说其他民营快件公司揽的货。”
说起当年送信，潘师傅就滔滔不绝。这个小城有很多爱写信的人，但最爱写的都是些小姑娘，写不完的信。也有爱投稿的文学青年——小城里有一群人做着文学梦，不断给报刊投稿，收到稿费单像中了彩票一样。潘师傅还记得有个“眼镜”，文质彬彬的，每天站在路边等他，他的车子只要不停下来，那人就失落得很。其实潘师傅也失落呀，“觉得欠了人家什么似的”。
因为写信，就有了不少故事。20世纪80年代，有个派出所的民警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每天要收到上百封信，雪花一样飘来，持续了好几个月。老潘就纳闷：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求婚信？咋个不分青红皂白就来求婚呢？关键是那么多的信，这个人到底看完了没有？有一次他就真的去问了对方，人家只是嘿嘿笑。又过了两年，就听说这个年轻人结婚了，老潘好奇此人到底是娶了何方仙女，结果一打听，原来找的还是本地姑娘。
“后来在马路上碰到过那两口子。女的嘛，长得也不咋样。”潘师傅说。
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这一天，我同潘师傅一起走在马边老城区，他已不再是一个邮递员，退休快30年了。但我最想听的，就是他讲马边的老故事，就像翻出那些过去的集邮册来看一样。那天，我们从北门桥出发，过去到马边，主要就是从这里进城。
“过去要进马边城就要在这里等船。隔着一条河，要等好久。”潘师傅指着对岸。
说这话时，我们正站在北门桥的桥头上，只用了一分钟就过了桥，桥上有几个彝族老人在那里聊天。当年这里是个关口，称为北门关，是进出马边城的必经之处。过去送人，就要送到这里，河这头望着河那头，如果按照诗人们的说法，那可能就是乡愁的距离。
过了北门桥，就进入了潘师傅记忆中的老县城。极目望去，街道窄窄的，街上行人也不多，一片低矮的房屋。顺着左手边当头的是朱家旅馆，再下来是一家小食店，卖油条、包子、馒头。中间有卖棉絮和棉被的门市，都是在低矮的房屋里。
“当年，马边城里全是清一色的木头青瓦老房子，预制板房子是后来才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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