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肩负重托与厚望
在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60年前，党中央做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历尽艰辛发现大庆油田，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60年来，几代大庆人艰苦创业、接力奋斗，在亘古荒原上建成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的卓越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国的历史丰碑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日报》（2019年9月27日1版）]
为创建中国石油工业，毛泽东同志发布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第57师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20世纪60年代初，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树立起大庆油田这面工业战线的旗帜。
1935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延长石油厂。在召开东征会议的间隙，毛泽东同志特地到延长油矿视察：“要抓好石油厂的工作，根据地只有这一个石油厂，这是敌人送给我们的最好礼物。”
1944年5月25日，毛泽东同志接见了延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题写了“埋头苦干”四个大字。陈振夏被授予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称号，是中国石油工业第一位劳动模范。
1956年2月，毛泽东同志听取石油工业汇报时说：“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1958年2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邓小平同志听取了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的详细汇报。邓小平同志提出“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向考虑问题”，把战略、战役和战术三者结合起来。石油勘探要选择突击方向，在建设西部天然石油基地的同时，要把石油勘探的重点放到东部地区，不要“十个指头一般齐”。
“把真正有希望的地方，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对这些地方，应该创造条件，在地质上创造一个打井的基础，可以三年搞成，也可以五年搞成，应该提出一个方案来。如果龙女寺钻出油来，四川石油工业就会跳到前面，东北搞出油来也会跳到前面。”“对于松辽、苏北等地勘探，都可以热心一些，搞出一些初步结果。”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中国石油工业必须立足于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道路、战略重点、方针布局等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国人甩掉“贫油”帽子的信心和决心。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1958年3月6日，石油部迅速成立了东北、华北、鄂尔多斯、贵州4个石油勘探处。随着勘探形势的发展，又于5月27日组建了松辽、华北石油勘探局，具有历史意义的石油工业战略东移拉开序幕。1959年至1964年，吉林、大庆、华北、胜利、江汉、大港、辽河油田相继发现。
“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带来了石油工业历史性的突破。
1964年1月，毛泽东同志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全国掀起学大庆的热潮。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应朝鲜金日成主席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回国后，他没有直接回到北京，而是到东北三省及河北、天津走了一圈。一路上，他阐述了许多重要观点，史称“北方谈话”。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提出，“四人帮”要搞的“穷社会主义”荒谬至极，只有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因此，“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许多关于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北方谈话”中实现了破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奔赴大庆油田，针对油田经过长期高速发展出现的生产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急需改善的问题时说，要把大庆油田建设成美丽的油田。
197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康世恩就“关于同外商合作勘探开发我国石油问题”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和外国拥有先进技术的石油公司用补偿贸易的方法，签订风险合同进行勘探，对我国来说是必要的也是有利的。同时还建议为加快我国陆上找油速度，一些久攻不下的地区也可考虑用补偿贸易、风险合同的办法，和外国公司合作来搞。邓小平同志收到此信后做出批示：“我赞成，并主张加速进行。”
1980年，针对中共中央、国务院部署各部门编制第六个五年计划及长远规划，邓小平同志提出，在长期规划中，要把能源问题放在重要地位。“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能源问题是经济的首要问题。能源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建设很难前进。我们资源丰富，潜力很大，可是我们能源的紧张程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
1985年2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强调利用国际市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说：“第一步先打出去，打进香港，通过打进香港国际市场再打进日本，打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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