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滩头觅总理
1993年10月出版的《滨州市志》记载：1976年1月8日，境内人民怀着悲痛的心情悼念周恩来总理。1月15日，空军某部驾驶员胥从焕驾驶安一2型7225号飞机，把周恩来总理的一部分骨灰撒在北镇段黄河内。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人民的好总理骤然逝去，让全国各族人民陷入无比哀痛之中。当首都人民得知周恩来总理的遗体将于1月11日火化的时候，再也抑制不住哀伤，纷纷走出家门，来到灵车将要经过的道路两旁。多少人肃立在寒风中，从清晨到傍晚，等待着，等待着载着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再一次目送总理。
“灵车队，万众心相随。哭别总理心欲碎，八亿神州泪纷飞。红旗低垂，新华门前撒满泪……长夜无言，天地同悲。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
骨灰撒在滨州黄河
周恩来总理将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党。他无儿无女，是生前的支部书记怀抱着他的骨灰。邓颖超在丈夫逝世的当天，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个请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
邓颖超把周恩来生前的副卫士长张树迎、贴身卫士高振普叫到办公室，说：“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党中央已经批准。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研究一下，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也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做的最后一件事。”
中共中央决定派飞机撒骨灰，并由罗青长（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郭玉峰（时任中组部部长）、张树迎和高振普执行撒骨灰任务。骨灰所撒的地点是根据周恩来生前遗愿，并由中央同意的。
1月15日下午，周恩来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与张树迎等西花厅工作人员，以及罗青长、郭玉峰等人，走进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的骨灰就放在那里，上面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周恩来的遗体火化后，先前准备的骨灰盒装不下他的全部骨灰，不得不临时从八宝山找来一只较大点儿的空花瓶，将周恩来火化后的裤扣、金属纽扣等遗物和部分骨灰装到这只花瓶里。大家默哀完毕，邓颖超缓缓趋前，打开骨灰盒，双手抚摸着骨灰说：“恩来啊，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当天19时30分左右，张树迎从邓颖超手中接过骨灰盒。20时许，一行人来到北京东郊通县机场，一架原用于播撒农药的苏制安一2型小飞机停在那里。邓颖超没有登机，由身边工作人员搀扶着，挥手向丈夫作最后一次告别。
第一把骨灰撒在北京城。飞机平稳起飞后，在北京上空撒下了第一把骨灰。
第二把骨灰撒在密云水库。周恩来生前曾说：“我一生就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指“两弹一星”及航天飞行），一个水利。”
第三把骨灰撒人海河人海口。周恩来1913年春随四伯父从沈阳来到天津，考人南开学校。他组织了青年革命团体“觉悟社”，曾因投身“五四运动”坐牢半年之久。在天津，周恩来结识了许多后来的亲密战友，包括妻子邓颖超。
周恩来总理的最后一把骨灰撒在山东滨州黄河河道。承担撒骨灰任务的罗青长后来回忆说：“周总理的骨灰撒到黄河人海口，还有另外的一层含意，那就是他想通过海水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周恩来一生十分关心台湾同胞，一直祈盼着祖国能早日统一。”
“黄河的事情我挂帅”
周恩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27年，始终把治水作为国家建设事业中基本的和先行的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治水方略和政策，大江大河的治理和重大水利建设决策，大多由他主持进行。在总理的工作日程表上，有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黄河的治理。作为人民治黄的奠基人，他以一以贯之的工作作风和高度负责的工作精神，领导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
早在1946～1947年人民治黄初期，周恩来总理就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黄河归故斗争，在河南开封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制定斗争方针策略，让黄河迎来新的曙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根治黄河被列入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苏联专家组应邀来华帮助编制黄河规划，并于1954年10月编制完成。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国务院决定将黄河规划提交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1955年7月31日，大会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黄河从此进入了全面治理、综合开发的历史新阶段。
周恩来总理深知黄河工作情况复杂，因此在一次由沿黄省（区）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他主动提出“黄河的事情我挂帅”。从黄河流域规划的编制到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及改建，再到亲临前线指挥抗御洪水，几乎每一项重大治黄决策，每一项有影响的重大治黄事件，都能看到周恩来总理的治黄思想轨迹和劳碌身影。他以求真务实的作风，精心谋划着黄河走向新生的每一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认清形势掌握主动》等讲话中，多次提到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经验教训，其中《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收入了《周恩来选集》。
周恩来总理对黄河下游防洪工作极为重视，几乎年年亲自过问。1958年7月中旬，黄河下游发生有水文观测资料以来实测最大洪水，花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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