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由官方和民间共同建构的结果。围绕“康王传说”形成的诸民间信仰，历经千年，在江南一带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当下，杭州民间盛行的“半山娘娘信仰”“潘将军信仰”“陈大明王信仰…‘五方明王信仰”①等民间信仰均与“康王传说”有着直接的关系。
半山娘娘又称撒沙夫人，奉祀的人物原型为半山倪姑娘。据明嘉靖三年（1524），邑人胡世宁撰《撒沙夫人庙记》提及：“金兵长驱南逐，康王奔逸，夜梦神日：‘王但前，吾当助阵。’明日接战，忽狂风大作向北扬沙，金人目尽瞀，宋兵鼓勇前追，俘斩无笄。”④也就是说，因为倪姑娘的暗中相助，宋兵才得以鼓起勇气杀人金军阵中，宋金从此分江而治。高宗皇帝迁都杭州，在东南站稳脚跟之后，不忘倪氏昔日助阵之功，首崇祀典敕封倪氏“撒沙护国显应半山娘娘”，立庙塑像，庙乃始成。
潘将军信仰奉祀的人物原型是宋时桐庐人潘宗衡。民间相传，赵构逃难经过新城（即新登）之时，潘宗衡召集数干乡勇于新城县南孙家村抗击金军，以掩护高宗撤退。战斗过程中，潘宗衡虽身负重伤，但仍坚持引敌到桐江边，随后栽人江波中，壮烈殉国。为了奖赏潘宗衡护助之功，宋高宗追封潘宗衡为兵部尚书，并在潘宗衡率军作战的新城县孙家村立祠塑像，供后人四时祭祀。关于潘宗衡的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有较大出入，实际上潘宗衡是在北宋末年平叛方腊起义的过程中逝世。另外，陈大明王信仰和五方明王信仰的故事传说极为相似，其人物原型都是当地普通百姓，也都是因为救助落难中的康王而被金兵所杀，逝后终获朝廷敕封，得享庙食。
第二，孝义神明信仰群。“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不安，为躲避战乱，大量人口选择南迁，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及至宋朝，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并最终完成，江浙地区从“蛮荒之地”成为“富饶之邦”。经济条件改善促进了文化兴盛，特别是成为南宋都城的临安，人文气息浓厚，儒家忠孝仁义伦理思想深入人心。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动下，一些孝义神明登上历史舞台，从地方土神逐渐成为区域性民间信仰。例如，以“孝亲”为核心的周宣灵王信仰，以“信义”为核心的麦庄菩萨信仰，“忠勇”为核心的石姥潮王信仰。
周宣灵王信仰是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的区域性信仰，奉祀南宋时期杭州府新城县人（今杭州市富阳区）周雄。据汪绩《翊应将军庙记》所记，周雄为杭州新城渌渚人（今富阳区渌渚镇六渚村），字仲伟，生于淳熙戊申年（1188），殁于嘉定辛未年（1211），享年二十四岁。早在宋代，周雄是作为五显神之一从神的角色出现的。不过到了明清时期，有关周雄的文献资料很少再提及他和五显神之间的关系，转而出现了众多他恭孝母亲的事迹，周雄被赋予了新的“孝子”身份标签，成为符合儒家伦理的孝亲践行者。 第三，御潮神明信仰群。钱塘江对于杭州城市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浙江文明；另一方面，钱江潮涌不断冲击两岸江堤，损毁民居，给沿岸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面对汹涌澎湃的钱江潮水，古人既不清楚涌潮形成的自然原因，也无法组织人力彻底抵御，因此只好祈祷神灵护佑，从而形成了一众御潮神明。
钱塘江一带较早形成的潮神信仰是伍子胥信仰。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大夫，因劝谏吴王夫差“释齐而先越”，被吴王赐以“属镂之剑”，自刭而死。伍氏逝后，吴王不解其怒，将伍氏尸体浮于江上，“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凑巧的是，著名的钱塘江涌潮最早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②，也就是伍子胥被杀之后。因此，百姓自然将伍子胥之死和涌潮联系在一起，认为伍子胥是含冤而死，此后怨气不散，“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堤岸”③。在后世传播过程中，伍子胥兼有先贤和潮神双重角色。政府借宣扬伍子胥的忠义事迹从而教化百姓，民间则希望通过祭祀伍子胥平息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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