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家林，1956年出生于北京，北京联合大学教授，讲授传播学概论、中西文化比较等课程，研究方向：媒介政治。2001-2006年兼任《现代职业安全》月刊主编，中国广告协会第七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元史学会会员。著有《忽必烈的帝国》《倪瓒年谱》（与黄苗子合著），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媒介的权力》《传播学的概念、视野与方法》被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相关课程列入教学参考论文，《大众传媒与当代中国政治》被当月人民日报内参全文转载。作者在《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博览群书》《国际人才交流》《大公报》发表散文多篇。任主编期间编辑文章数百万字，采访多位部司级官员及文化界人士，如黄苗子、郁风、丁聪、方成、刘九庵等。

这是一个50岁男人寻找自己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压力面前，理智约束与情感纠结，心夷碰撞与世俗纠葛……他被无形的力量抛弃，会在何处找回自己？ 小说透过主人公沙利文的视角，聚焦当下一群都市中年白领的职业、情感和家庭变故，探讨人性中的“多变”与“不确定性”，内容触及的问题引人思考。最后故事由回忆回到现实生活，结束于2020年初。

来到书房坐在临窗的书桌前，摊开一张纸，拿起签字笔在上面写道：
“这些是发生在十三年前的事，那年我刚好五十岁……”
昨晚和金将军吃饭喝酒，不知怎么，也许是酒精的作用，竞激发起写作的欲望。为什么不把那年我生活中发生的事写成小说，讲给读者们呢？
可写完开头便又停了下来，随手摘下老花镜，两眼漠然地看着面前的纸和上面那行潦草的字。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东西落下个毛病（中性词叫“习惯”），一定要先在纸上写出第一个句子或第一个自然段，如果第一句或第一段写完后仍有想写下去的冲动，就会在电脑上接着写下去，而且要写的这篇文章八成能写成。相反……不说大概你也猜出来了。
上面这段文字只写了开头便写不下去，我粗暴地将那张纸推向书桌里侧。这么做了之后还不解气，干脆拿起那张无辜的纸将它五马分尸，随手扔进书桌下面的纸篓。
这是今天第三次写相同的文字，遗憾的是结局也是相同的，当我用手使劲撕扯纸张的身体时，感觉自己像名刽子手。手上很痛快，心里却未必。
起身走出书房，去厨房给自己沏了杯茉莉花茶。
端着茶杯来到卧室。阳台摆放着一把带扶手的旧藤椅，父亲在上面坐了十几年，后来儿子继承了父位。掐指算来这把藤椅在我家服役近三十年，浅黄色的表面渐渐变成深黄色，再后来又变成褐色。 坐在藤椅上，将烫手的茶杯放在旁边小圆凳上，透过玻璃窗望着楼下的花园。
这个小区原是工业部家属宿舍院，以前是平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拆掉平房盖起楼房。楼下花园位于两栋楼之问的空地上，面积不大，种了形形色色的花草树木，还修建了一个椭圆形喷水池。
春天来的时候，花园里的树木吐出绿芽，枯黄了一冬的草地满目嫩青，小草愉快地摇摆着身子，一派生机盎然。桃花最先开放，粉白色的花朵让周围的空气都迷离了。夏天是绿色最亢奋的季节，花草繁茂，树荫浓郁，厚密的枝叶遮挡住炙热的阳光。雨过天晴，红绿如洗，花儿似胭脂般艳丽。老人们在这里乘凉聊天，小孩子在这里戏耍打闹，那景象最为怡人。秋天，金黄和深绿交映，在人们面前展现出这个季节特有的高贵、优雅气质。唯有冬天万物萧条肃杀，水池里的水会干涸，裸露出水泥池底和一块巨石的底部。大部分花草树木枯萎凋谢，只有在白雪覆盖下，才使人仿佛置身于童话般的幻境。
天气好的日子老人们会在这里晒晒太阳。今天花园里并无人迹。
目光落在那五株银杏树上，它们正顽强地舞动着最后一抹银杏黄。树的大部分叶子已经掉落，地上铺满黄叶。树枝上还残留着一些小叶子，被寒气冻得萎缩，叶子两边向里卷曲，风一吹，卷曲的叶子在树枝上惊恐地晃荡，就像坠着的一个个小铃铛，没错，就像是小铃铛，每一棵树上都有上百个这样的小铃铛。
我仔细看着，心中顿生疑窦：这种树在春天发芽吐绿，夏天枝叶茂盛，与其他树木并无二致，平凡而乏味，可为什么到了秋末冬初，其他的树纷纷褪去盛装颜色尽失，唯独它绽放暖黄，透出一股女人般的妩媚波光，偏偏在生命力即将衰竭的时候却大放异彩？这一独特的生理特征，让人觉得颇有些暖昧。
“狡猾！”我的肚子发出一声咕噜。
以前城里只有一两处地方栽有这种树，每到金黄色惊艳亮相的日子，各路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各显本领，银杏们也落落大方地满足着这些爱好者的镜头。近几年城里各处种植了不少银杏，季节来临时满城尽是黄金叶。今年每个人都在朋友圈晒自己在银杏树下的合影，仿佛那是一年中最后一道美景。
是啊，草木也有人情世故，只是我们看不懂。
这是二〇一九年初冬。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侵袭北方各省，供暖季提前到来，窗外寒气逼人，屋内却暖意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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