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房子、看房子、想房子、买房子——方寸空间与躲藏游戏。
时代青年的梦想与梦碎，“问题大约出在这套房子上”。
后记
冬天是一年中夜晚逐渐拉长的阶段。在这样的时刻，身边那些细碎的声音，反而听得清晰。2019年夏天以前，我住在一个上海一间不到十平米背阴的小房间，常常躺在房间的床上，听着这座城市的声音。那不全是上海的声音，事实上，这里离市中心还有二十多公里。我听得到外卖员由远至近，与时间赛跑的电话；听得到野猫，近乎带有乞求的哀鸣声；听得到晚归的实习生，细细碎碎的聊天声。
也听得到公寓门口的叫卖声，每隔五秒钟，就有一声扯着嗓子的“吟唱”：“水果一袋，二十块钱卖咯——”落音悠长，像某种民间小调，一遍一遍，消散在冬日的平原。直到某日，这个声音消失了，连同那辆停留在公寓门口的卡车。到了春天来临，我再也没有听到那一声声重复的小调。一个城市的角落里失去了某个声音，好像并不足以成为某个值得关注的事情。但我偶尔会回忆，曾经擦肩而过的那张迎着风裹得严实的脸，想象他与他的车，及他的声音又徘徊到城市的哪个角落。
2019年夏天，我离开了那间公寓。其间搬了几次家，如多数在上海工作的外地青年人一样，租过市区的“老破小”，也租过郊区的“远大新”。是的，你常常能听到这些被市民们发明出来的词语，它们背后都有与居住空间相关的，无限的信息与话题。[x5]在这样一座城市，住宅是一个计算过的结果，是一个等式后的答案。在等号的前方，又排列着一连串的词汇，经过周密计算，住宅又将你安放在你所属的位置。在这个街区，你与和你相似的人群匆匆相遇，又匆匆分离。到了下个街区，你与他人的交集或许为零。
住在郊区的公租房里，每天赶着上班打卡，我为那不长不短的五公里绞尽脑汁。有几次快迟到了，我狠下心打了车，有一次，竟也意外地，与一位湖南的专车司机聊了一路。他说自己刚来上海一个月，住在山东水饺、沙县小吃、金陵早点的后面，独居室，月租和我差不多。他说这车是租的，绿牌，他现在全职开“快车”。开了一段时间车，什么人都碰得到，年老的，年少的，讲道理的，没素质的。他都碰到过。
到问及开车的收入，?他却平静地吐了两个字，“等死。”
“那为什么来上海？”“老家有两个孩子。”说起老家，他似乎有些话往外涌了。“我这人爱交朋友，老家朋友很多。在家里面的日子和上海完全不一样，舒坦多了。”问及在老家的职业，他说自己是一名道士。我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但他继续说：“主业做道士，给人超度。副业我还和朋友组乐队，吹萨克斯。”等红灯间隙，他手指一滑，用手机给我放了一段小视频。视频里，他在一块红色的地毯上，手里握着萨克斯，投入地吹着，听起来还不赖。他随手又放了一段视频，一条青色书法卷轴，背景是笛子声音。他说笛子是他吹的，字也是他写的。
看起来，他在家乡生活得蛮有情调。
“但赚不到什么钱，乐队一般也是朋友结婚或者葬礼什么的才有表演，才拿到一点钱。”他说，但这件事，是他喜欢做的。他喜欢吹萨克斯，有时候到公园里，能吹一整天，音乐好像能抚平内心的浮躁。对于他这样的表述，我点头同意。可是，最终他还是选择来了上海。
下车时，他问我迟到了是否要紧。我正匆忙用手机定位上班打卡，还来不及回应他，就踏下了车。后来也并不知道，我们还会在哪个街区相遇。我所在的街区，来来往往，皆是迁徙中的人群。我们在机器的流水线和传送带上相遇，却看不清传送带的全貌，也因此，我们只是生活某个环节及某个结果中。这就是城市，人与声音，与故事的相遇，都是掐头去尾，碎片式的。你永远在出其不意的时刻相遇，也在未准备好的时候别离。
如你所见，这是一本暂时还如浮萍一般的小说集。它是某些年，冬日平原上的一声声呼喊，而这声“吟唱”浮在文本水面上，暂无严格的师承；当它凝结成团，在汪洋的文本海洋里，大约也就“随风东西流”，书各有命。
当然，还有一个层面是，里面的人物，大多也如浮萍。[x6]“一池萍碎”的“萍”，“青萍一点微微发”的“萍”。那些让我愿意去着笔的人，在现在看来也还很年轻——他们甚至还未完全步入中年。
尽管最初，我更想书写的，是一群并不这样年轻的人。他们的声音有着力量，而听力，也尤其灵敏。由于职业的关系，他们能深入这座城市的内部，感受城市多音部的心跳。但我很快就察觉到，我与我关心的群体并不亲近。我拒绝自己通过想象，或者高高在上的观察，去自以为是地为他们撰写故事。
2016年我到上海读书，说起来颇有意味，我所在的地方是上海的郊区农村——直至近十年，这里才开始城市化。此后的生活与上海相关，又不相关。最初的惊惶来自交通，上海的交通之复杂，从那个缠绕的地铁线路图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在《连枝苑》里，它成了一面掌纹，被托于手掌上。当然，对于在郊区念书的学生而言，要想享受这座城市丰富的资源，就必须自愿成为这缠绕线团中的一只蚂蚁，兜兜转转。一直到2019年毕业前，我都以一个漫游者的身份，摇摇晃晃在这座城市中行走与观察。那时我并不坚持要留在这座城市生活，只是每一次行驶在延安、中环及虹梅高架上，望向窗外，夜幕一片漆黑，而脚下有万家灯火，如满天繁星，那一刻，心头有无数故事在等待涌出。
《门打了一个嗝》《伸缩》《搭伙》与《连枝苑》，就诞生于那个阶段。在那些摇摇晃晃的时刻里，我意识到这些与我几乎同龄的青年人，与我最初所关注的人群，本质上是一样的。2017年的冬天，我在写，“他们”就是“我们”，某些力量已经坠于笔端。漂泊如同某种宿命，向远方去，向更广阔的世界去，向有新鲜机遇的城市去。寻找着某些可能性，也甘愿为此厮杀。落脚与出局，本身并不应成为胜负的结局，却仿佛成为行动内在的逻辑。本质上，他们都不明确自己该往何处去，只是惯性一样，沿着某条轨迹向前走去。[x7]
但这些轨迹彼此并不平行，它们必然要交错。这些交错的瞬间，才是故事真正发生的瞬间。[x8]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拉扯和干预，在生活表面上，我们并不能直接望得到，也正是文学，仿佛给了我们一个显微镜，能让我们看到这些不可言说的，埋于生活之下的“真相”。那些互相缠绕的线条，如何在某个特定的瞬间，裂开了一个缝隙，又如何，缝隙间生长出修补的纤维，又如何，某一瞬间，这个线条会彻底绷断。再比如，面对“同居者”“启蒙者”这样的角色，一个个体是如何完成自己身份的转变。我一直都对师生关系充满好奇，并不是猎奇视角的好奇，而是好奇这种都市背景下介于“导师与门徒”“老板与员工”“前辈与后辈”之间的奇妙联结，或用更时髦的话来说，我好奇“前浪”与“后浪”如何彼此注视。再比如，年轻人在网络（如社交平台）上留下的诸多踪迹，在没有被技术抹去之前，是否藏着与现代人有关的秘密、线索与密码？种种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构筑起这本书的基础。[x9]
必须承认，这里面的不少篇目，在技术上还有着各种缺陷。它们中的许多篇完成于我的学生时代，如今看是文学上并不成熟的时期。陆续能得以发表，主要来自前辈善意的赏识，和师长诚挚的鼓励。所谓写作者，大多都一丝不挂了，不够诚实不足以担此任，内心不够强大也不足以担此任。文学创作的道路并非好走。文字可以曲意逢迎，可以虚与委蛇，可以铺就通往名利的桥梁，也可以凿出滑向深渊的隧道。幸好文学世界始终丰富又多解，前人早已挂起珠玉串串，后人也可以蚌病成珠。我始终如此坚信着。
2019年，我结束了学生生涯，投身至自己笔下的世界，抱着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一步一步迈回了格子间，姿态并不比理查德·耶茨《自讨苦吃》里的角色好看多少。在这之后，我的写作反倒谨慎起来，因为对技术的要求，会让人不再那么痛快地动笔。我时常怀念着书写它们的那些日夜，怀念那群与我一样，在城市角落里游荡过的年轻人。
于是我愿意集结出版，让它们与大家相见。它们将继续着我未完成的路程。如今已经被荒草掩埋的矿山是它的起点站，它们从这里坐上了那班出山的大巴车，在县城的火车站登上一辆火车，缓慢移动着，经过田野和村落，经过一座座城市的边缘，等待着下一个抵达的站点。我有一些并不现实的希望，比如希望有一天，它们的邻座就是那位准备去上海开“快车”的道士。他们可以互相打声招呼，一起出发。
2021年9月 上海
序：一间自己的房间（文/黄平）
同舟
砾县
班达
连枝苑
折叠椅
不可一日无竹
门打了一个嗝
伸缩
搭伙
抽丝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