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龙，1957年生人。少将警衔。1976年参加森警部队，曾在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深处的森警外站生活、执勤。大小兴安岭、长白山、贺兰山、高黎贡山、阿尔泰山、喜马拉雅山都留下了护林足迹，三十四年森警部队的工作经历，多次参加重特大森林火灾的扑救战斗，喜欢以“森警人”自居。著有随笔集《林中散记》《亲情柔软》。其中，《森林、森警与我》入选2015年度中国军事文学年选；《老队长纪事》《痛，并无处安放》等分获武警文艺创作奖；《感悟西藏》《缘由》等散文分获全国首届、第二届“十大生态美文”。

《森林警察》是一部全面反映森林警察部队70年战斗历程的长篇小说。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描写了以于耀武、陈树、仲文祥、仲坚为代表的三代森警人以保护祖国森林资源为使命，以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接力奋斗，在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腹地演绎了一幕幕革命英雄主义的战斗篇章和悲壮战歌：初期剿匪，清除罂粟，巡护瞭望，勇斗野兽，深山寻人，抓捕敌特；在无数次重特大森林火灾战斗中，舍生忘死，赴汤蹈火；在防灭火实践中，自觉摸索战法，改革装备，科技创新，努力提升灭火效率和质量；以杨桂月、李春姬、张秀英为代表的森警家属们含辛茹苦，挑起家庭重担，默默支持丈夫的事业，以及森警官兵和驻地群众、猎民、战马与警犬们的战斗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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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森警生涯是从剿匪开始的。或者说是以叔伯哥的生命为代价和我被关禁闭的处罚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林区里很多残余的匪军、敌特、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土匪、烟匪流窜隐藏进大山里头，他们疯狂地抢劫老百姓的财物，不断地骚扰林区的社会治安，还常常引发森林火灾。按照上级决定，我们这支解放军公安部队转制为武装护林队，重点执行清剿大山里的散匪，保护林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生产作业安全的任务。
这个时候，我所在的武装护林队的分队长就是带着我们几个老乡走上革命道路的于耀武。于队长无论在老家扛长活还是打日本鬼子打老蒋，可都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我们老家的人喜欢编顺口溜，就给于耀武编了几句：
于家屯子有个于老五，当过和尚练过武。打死老财拉杆子，上得山来当寨主。后来投奔八路军，刺刀敢捅日本猪。
于耀武个头不高，一米七的个子吧，干瘦的身材，长瓜脸，后勺把子的脑袋，额头上斜抹着一条鲜亮的月牙样的疤痕，寸头，三角眼，眼仁里总是聚着股倍儿亮的光。嘴里头好叼着个斯大林式的黑烟斗，一到想事儿的时候，两个眼睛眯缝起来，把烟嘴儿嘬得吱吱响，走路的时候，两条胳膊用力一甩一甩的，两条细腿更是腾腾地迈着步子，浑身上下仿佛有用不完的力量。和他处的时间长了，我摸清了他是个胆大心细、性子急、脾气躁的人，遇事爱较真儿，处事敢拍板，行事果断干脆。 我是跟着叔伯哥投奔的于耀武，我又比于耀武小了十来岁，那个时候，我对他是又敬重又惧怕，惧怕的成分更多一些。
于耀武队长带领我们第七独立分队转战到马布拉山区后接连打了几次歼灭战，战果丰硕，但我们也有伤亡。第一次围剿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我乐得光顾着捡战利品了，突然听到我的叔伯哥陈强在我背后“嗷”地大吼一声，瞬间我就被他给推出好几步远，一个趔超就趴地上了。这个同时，我听到身后叭叭两声枪响。等我转过身来，抬头一看，叔伯哥已经倒在血泊中了，而于耀武正举着他那把驳壳枪，怒不可遏地对着俯卧在地上的一个匪徒，枪口冒着一缕细细的青烟。我一下子扑到叔伯哥身边，声嘶力竭地喊他拽他，他看见我了，嘴角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就头一歪，闭上了眼睛。等到我被魏玉国和仲友良从叔伯哥身边拽起来，我才明白，刚才那个受了重伤但还没死的匪徒临死前要拉个垫背的，正举起枪要向我射击，恰巧被叔伯哥发现了，是他在推我的时候，被匪徒击中了心脏。叔伯哥对我的那一声大吼，惊动了于队长，他发现了那匪徒的意图，抬枪就打了过去。可是他的这一枪比匪徒的那一枪晚了两秒钟。哥哥牺牲了，匪徒也当场毙命了。
本来是应该开庆功会的，因为叔伯哥的牺牲，营地里没有一丁点胜利的喜悦。庆功会变成了反思会。于队长带头在会上做检讨，说他太大意了，没有首先对死伤的匪徒进行逐个检查，就放松了警惕，也缺少对像我这样的新战士进行战场安全教育。会上没有批评我，只是提醒我以后在战场上千万麻痹不得。而我呢，一直在为叔伯哥的牺牲痛哭流涕，大家的话我听进去的并不多。我们属于没有分家的叔伯兄弟，自小都在一个锅里搅勺子，一张饭桌上吃饭，亲情很深。
在这之后，我们又打了几次围剿战。于队长每次战前动员时都要特意强调战场安全问题。没想到，到了年底的那场仗，我还是犯了错，以致被关了禁闭。
有猎民举报说，老爷岭那一带周边有一股匪徒对猎民、山民强行抢掠，杀人放火，干尽了坏事恶事。于队长带着我们化装成猎人打扮，化整为零，进入老爷岭深山里头，用了好些天把这伙匪徒的情况摸清了：这伙匪徒有十来个人，对外宣称是猎民。他们有时候仨一伙俩一串，有时候就聚到一块。他们也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住，像打游击似的，分散着这待三天那儿待两天，串花似的换地方，不过靠北山根儿一个大石砬子下面的一个山洞倒好像是他们的一个据点，好几次所有人都往那块聚，就是他们分散的时候，这个石砬子也总有人守着，像是个大本营。估计他们可能是为了节省子弹，不怎么拿枪打猎，多数时候是下套子逮猎物，时间长了，动物们都不往他们跟前来了。他们出来遛套子的总是空着两手垂头丧气地溜达回来。
有几天他们又都聚到了这里，我们就准备下手了，这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那个山洞前面是一大片榛柴棵子，他们出出进进总是规规矩矩地走一个“之”形的固定路线，羊肠子小道被他们踩得光溜溜的。这帮匪徒就那么珍惜这片榛柴棵子吗？宁可绕着弯儿走，也不蹬出条直溜道来，这是啥意思呢？于队长说：“他们不走咱们也不走。”
好像已经把敌情摸清楚了，大家伙都觉得该动手了，可于队长还是不让。他说这帮匪徒在这儿盘踞这么长时间了，能就这么一个憋死牛的洞口吗？没准儿还得有别的暗道。不过，我们都知道大兴安岭的土质不适合挖地道，一般只能是挖出深沟来，顶上盖上板子，而后再埋上土，所以他们就是有暗道也不会太深太长。我们就又盯了几天，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三天的下午，我们在山洞东北角榛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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