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七五年
20世纪60年代初，黑龙江省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自然灾害严重。而孟福先的妻子李秀云又紧追慢赶地生出了两个丫头片子，三女儿孟美和四女儿孟亚。孟美的前面已经有两个姐姐，分别是孟兰和孟焱。再后来，孟亚又多了两个弟弟，孟涛和孟波。
前三个女儿接连出生时，孟福先和李秀云还耐着性子，把三个孩子的大名和小名统一起来，小名分别就叫小兰、小焱和小美。到了孟亚这儿，他们连“小亚”都懒得叫了，干脆就叫“四儿”，“四”的后面带儿化音，这样叫上口省力。孟亚上小学的时候，班上的留级生郭立刚小名也叫“四儿”，当然他是家中男孩子排行下来第四，北方的乡下通常都是男孩子才叫“二儿”“三儿”“四儿”。
虽然李秀云连生了四个丫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孟家发生的一件大事却不够自然，用李秀云的话是“惊天冤案”。1962年，国家实行“精兵简政”政策，李秀云被孟福先辞退了。李秀云在卫生院干了若干年清洁工，她很可能是全国最早的一批下岗女工，体验到了人生的失落和生活的艰辛，她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宏观的，具体由谁来落实，又落实到了谁的头上，总会有人欢喜有人忧，但由此造就出李秀云和孟福先这样一对冤家，也许称得上人间奇迹了。
当时的幸福公社卫生院不过二十来名员工，上级也只下达了这么一个精简指标，却像天上掉铁饼一样砸到了李秀云的头上。“谁砸了我的饭碗，谁就是我的敌人，我就跟他不共戴天！”在未来的几十年家庭生活中，李秀云经常咬牙切齿地重复着这句话，而这个“敌人”正是要跟她熬到白发满头、牙齿落光的人——她的丈夫孟福先，时任幸福公社卫生院院长。
1975年，二十岁的老大孟兰已经高中毕业，在公社的家属队里跟着一帮“老娘儿们”学种地，“老娘儿们”是老二孟焱说的，孟兰说话不会这样粗鲁直白。老二孟焱十八岁，也高中毕业了，还没有找到正经事儿做，每天在家里蹬机器打草绳，蹬得两腮充血双眼冒火。孟美上高一，孟亚上初一，孟涛上小学三年级，孟波虚岁才六岁，还没上学。两到三年就生出一个血肉之躯，十月怀胎虽然是自然天成的事情，但二十年里接连不断地怀孕与哺育，李秀云的身体就算是一座金山银矿，也被这六个子女渐渐蚕食和瓜分得所剩无几了，到了后来，真是有点儿生不动了。
六个孩子中，前三个各差两岁，中间两个差三岁，到了小儿子孟波这儿，他跟哥哥孟涛差了五岁，体质也是六个孩子中相对最差的一个，仅次于孟涛，一根细豆芽似的。一天天为着一家老小的吃穿洗涮，李秀云忙得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精神世界浓烟滚滚，时刻处于坍塌崩溃的边缘，而小儿子孟波更是给李秀云火上浇油。
乡下的孩子一般都是八岁上小学，但孟家四个姐妹都是提前一岁上学，用孟福先的话说：“早点儿读书，早点儿毕业，早点儿找工作挣钱。”李秀云心疼孩子太小，但看孟兰读书成绩很好，后面的孟焱、孟美和孟亚就都提前上学了。孟福先是干部，一家八口吃的是供应粮，但他们毕竟生活在公社一级，离县城远着呢，而佳木斯市这座孩子们眼中天堂一般的城市，更是远到天上去了，做梦都梦不到。
在乡下生活，孩子们的世界如此之小，十三岁的孟亚知道自己的家虽然不在城市里，但她也知道还有更乡下的地方，四哥黄永财就是这种地方的，他是姑姑的儿子。姑姑家在大隋家大队，纯粹的农村和地道的农业户口，离幸福公社有十二里远的距离。幸福公社下面还管着七八个大队，全公社只有一所高中，四哥如果想继续读高中，就只能每天往返，早上徒步过来，晚上徒步回去，一天往返二十四里远，中午就在大舅也就是孟福先家里蹭顿饭吃。
中午放了学，赶回来吃饭的有四张嘴，孟美、孟亚从中学回来，孟涛从小学回来，还有黄永财，跟孟美和孟亚是一路的，虽然他走得快，但放学的路上他总是不离孟美前后。再加上家里的李秀云、孟焱和孟波，一共是七张嘴，相当于一群饥饿的“大胃蝗虫”。孟兰早上带了两块大饼子，说中午不回家吃饭了。孟福先被公社安排下乡去大队“蹲点儿”，他现在是公社干部，离开卫生院有几年了。
厨房是进入房屋的第一个场所。几个人一进来，一双双眼睛透过厨房里淡淡的热气，像饥饿的狼群在寻找着猎物。黄永财像往日一样跟在孟美身后，见李秀云正在锅前忙着，便怯怯地叫了声“大舅母”，脚却不停，直接朝里屋去了。李秀云照旧不理会他，就像没看见这个人一样。
南炕上已经摆了桌子，一碗萝卜咸菜，一碗大酱，几根不见绿叶只剩葱白的大葱。李秀云端过来一大盆杂粮稀饭，那是玉米经过机器加工，去掉了米皮和米脐后的颗粒，开锅后要用慢火煮一个多小时才能熟。孟美在锅里拣了一盘大饼子，又从锅里盛了两盘菜，白菜炖土豆。
黄永财照旧贴着墙坐在炕沿儿上，刀条一样的瘦脸上，小眼睛盯着一个地方眨巴眨巴的，一声也不响。等到孟美叫了一句“四哥吃饭了”，他便往前挪了一下，坐到桌子前拿起碗筷吃饭，照旧一声不吭。孟美坐在黄永财对面的炕沿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