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白蓝三色斜条纹连续排列，在底边镶出一条充满动势的狭窄跑道——我从小钟爱的航空信封。当我在邮局里蘸了胶水往鼓鼓囊囊的航空信封上贴邮票，总能感受到工作人员异样的目光。都什么年代了，还写信？而且这么长？作为通信原教旨主义者，毕业之后，我给你寄过十封信。除了第一封，没收到过回信。
你没来过沈阳。你是地理盲，甚至不知道沈阳是城市还是一个省。我在信里长篇大论为你讲述沈阳新貌。曾经举足轻重的重工业城市（什么叫重工业可能你也不太明白），如今走在慢慢衰败的下坡路上，像无力回天的老人。但和其他地方一样，这是一个无法概括的城市。它并非仅仅出产小品演员，以打架斗殴为荣的小混混和文艺作品里破碎的铁西区下岗家庭。这里的人无论出门办什么事，哪怕到商场买个电饭锅，都会先在脑子里盘算怎么能托到熟人，然后打上数个电话（人情社会特征）。谁家闺女找了男朋友，大妈们聚在一起饶舌，第一个问题一定是“多高的个儿啊”（农业社会特征）。在新闻里看到其他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上班族疲于奔命，沈阳人会庆幸地感叹一声“咱沈阳真是风水宝地啊”（老龄社会特征）。如果你捧起一本闲书，既非教材，也非成功学宝典，旁人一定会轻蔑地说“看这有啥用啊”。
但同时，你也总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情。一个游客，想拍摄街上的陌生人。换了其他地方，被摄者肯定一脸反感。但沈阳人不会，不仅不反感，还热情地一边聊天一边按你的要求摆出各种造型。你到朋友家做客。经济条件再差，他也必倾力为你操办一桌像样的酒菜。而且东北的语言是多么丰富啊。这里不盛产作家和演员是不可思议的。对沈阳，我说不上爱或是不爱，对地域的感情是不能被这样简化的。
我每天骑车上下班。七点半出门，五点半到家。早晚各半小时混迹于车流，经过同样的十字路口，看同样的交通灯，成了真正的成年人。考虑很远的未来，做别人让你做的事，关心月底那笔工资。
每天回到家我没有其他事情，就大量地看电影。每周十部以上。我按法国《电影手册》每年十佳影片的顺序一部部看过去。然后像山鲁佐德一样把喜欢的电影故事转换成自己的语言讲给你听。我没有你的照片，你容貌的清晰度在头脑中迅速衰减，变得抽象。看到这个电影的演员神态像你，看到那个电影的演员侧面像你，还有某个人穿衣服的风格像你，把几位相加除以三就正好是你。我买了厚厚一本《Photoshop从入门到精通》，学习图像处理技术。把从网上搜索到的元素重新排列组合，裁剪、拼接，再细致地修图，合成想象中你的样子。当然，更好的办法是自己画。于是我在休息日的下午开始去小区对面的一间画室学习素描，画几何体，画石膏像，混在一大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中间。希望有一天能画出你。我画下居住的楼房，附近的菜场，卖玉米的卡车，烤地瓜的老头，把它们夹在信里寄给你，不管画得有多糟。你看了当然觉得可笑，因为你从小学画。你给我看过几张以前作品的照片。你说本来想考美院的，但父亲坚持不准把画画当职业，说不稳定，找不到工作。
在信里我不太讲研究所的事，怕你不感兴趣。老实说，那里的气氛让我压抑。面对一群陌生人，我总是手足无措（我还没学会和比我大十岁，二十岁，三十岁的人平等交谈）。这主要是自身的问题，我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了。我所在的光电信息研究室共有三十多位同事。室主任沉默寡言，头发像鲁迅一样短而硬，左侧腮帮子有个小鼓包，使人感觉他的嘴巴里永远有颗青橄榄顶在那儿。他得过全国青年科技创新杰出奖，一看就特别聪明。他知道我是靠领导关系进来的。第一次见面，很和气地说，欢迎你加入，你新来，就先去做做检测吧。我心里清楚，自己什么也不会，对工作既没兴趣更没热情，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自己的无知像南郭先生一样暴露出来。所以领导越是和颜悦色，我越是对他充满了畏惧。
一屋子全是硕士、博士、研究员，但和你想象中的科技精英不一样。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写程序。同事卢姐一路嚷着从外面进来，哎呀妈呀，可捞出来了。坐我前面的王老师笑着问，卢姐，捞啥去了？捞人还是捞螃蟹啊？主任说，瞅你这一惊一乍的。卢姐向王老师挥舞着手表，这个呗，上厕所掉马桶里了。王老师凑过去问，啥牌的？卢姐把手表往他眼前一送，你瞅，去年德国开会买的。王老师扇着鼻子赶忙闪开，啥味儿啊。你慢点，别哩哩啦啦迸我一身。卢姐嚷道，躲啥啊，哪有味啊，洗得老干净了。她揪起袖子擦了擦表盖说，水管子上这顿冲啊，你瞅人家这瑞士表，真防水。主任也笑着打趣，陕西出了个表哥，咱这儿有表姐。一直埋头敲键盘的刘哥补了一刀，表姐还是彪姐？大家都笑。卢姐也跟着发出智商很低的那种哈哈大笑。
我给你寄信，留的是研究所地址。所以在单位里，每天都盼着你的回信。在唯一的一封回信里你说，一进出版公司就接项目，独立工作了。这就是学文科的好处。你对自己做了很好的人生规划。那封信我翻来覆去读了几遍，没发现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句子或词汇，也完全不涉及任何私生活。你说你很忙，无法经常写信。读完我就知道毕业前那个晚上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梦而已。对你来说，连梦都不能算，也许只是一个错误，或是冲动之下对一个仰慕者的怜悯。
为什么会这样？我这样问其实是想自欺欺人，因为在那个年龄，还不甘心承认自己的平庸。
但每天下班路过收发室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进去查一下。管收发室的老头儿金宝贵凶得像头藏獒，他那张黑脸跟泰森的经纪人吸血鬼唐金一模一样“瞅你一天到晚五迷三道的，喝假酒了还是被人下药了”，“天天来瞎翻，这年头谁还写信啊”。我只当没听见，必须确认确实没有你的信，才带着沮丧骑车回家。
寄出第十封信后，我很清楚你不可能回信了。我知道，该停止了。如果继续写下去，事实上已经构成了某种骚扰。我不想做这种令人厌恶的事情。
也尝试过给你打电话。先在纸上列出想说的内容。尽量简短，不能太啰嗦，不能浪费你的时间。信里写过的就不要重复。以提问为主，尽量听你说。工作情况怎么样？不好，这太泛泛。你肯定回答，还行。问题要具体一些。现在在翻译什么书？如果你说出一个我不知道的外国作家，话头不是又断了吗？也不好。问点生活方面的吧。住在什么地方？我对北京不熟，也不是好话题。还是聊聊大学同学的现状吧。刘旭、张晓川、熊晓清都在北京工作，他们怎么样了？也许可以从这里展开。
我又盘算什么时间打比较合适。上班时间肯定不行。午休你可能跟同事一起吃饭聊天，也不方便。下班后呢，八点之前恐怕不合适。北京堵车厉害，你在路上的时间短不了，而且地铁里嘈杂，根本听不清楚。到家先吃饭，吃完少说也得八点了。八点以后打吧，也许九点比较从容一点。我定了九点。我看着表，等着那一刻。不行，不能正好九点，太刻意，再过两分钟吧。于是，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拨你的号码。响了好久，没人接。我提起来的那口气一下子泄了。过了几分钟，你打回来了。你说，刚才给我打电话了？你的口气就跟研究所里人事科阿姨的口气差不多。我说，是啊。你说，有什么事吗？我说，也没什么。很长时间没见了，就是问问你现在怎么样。你说，挺好的。我说，跟熊晓清他们聚过吗？他们怎么样？你说，还没有，现在比较忙，没抽出时间。我说，还挺想念他们的。你说，等国庆节看能不能约他们吃个饭吧。我问你现在工作累不累。你说还好。我说，注意休息，劳逸结合。你说嗯，我会注意。我说，没别的事了，那就先这样吧。你说好。“好”字还没听完整，你的电话已经挂断了。速度快得让我猝不及防，好像一辆高速大货车“嗖”地一声擦着鼻子尖开过去。这个电话，让我第一次真正看清了自己。是的，我没有任何一点值得你爱。木讷，无聊，胸无大志，毫无幽默感，要什么没什么。连如何跟一个自己喜欢的异性沟通都不会。同时，受到的冷遇所带来的屈辱感，使我对自己的鄙视加倍了。如果我是你，也会对电话那头的那个人感到厌烦。很长一段时间，我沉浸其中，难以自拔。只有残存的一点点自尊心仍在和自卑感负隅顽抗，勉强支撑着日常生活。我甚至对人类发明了打电话这种沟通方式感到生气。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给你打电话了。
我们断绝了所有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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