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夏天，我和死亡打了个照面，此后它寄寓在我的人生里，等待合适的机会破茧成蝶。
爷爷走了。我读四年级的那个暑假，他摔了一跤，中风，三天后撒手人寰。凌晨三点父亲回到家，唤母亲叫醒我。还没从梦的温柔中醒来，睡衣未换便在颠簸中上路。眼睛涩得生疼，嘴里也堵着不干净的味，我不耐烦地问父亲：“既然爷爷走了，他是走去哪里，回来不就好了吗？”他便改口说：“爷爷死了。”这个回答令我震颤，死亡是多么熟悉而陌生的一个词，我常常在抗日剧中看见主人公英勇就义的场面：断气前深情款款地和爱人或出生入死的同志说几句话，脖子一歪眼睛一闭手腕一垂，悲情的音乐就响起来。可我的爷爷是为谁牺牲呢？我找不到答案，他是个沉默寡言，总面带微笑的老人，除了自己的子女，还有子女的子女，他还能和谁有交集呢？或许他是地下组织的一员，这样一想，我的心中反而生出一种自豪感，于是我说：“为什么不直接说死了，要说走了？”
父亲脸色铁青，两只手扣着方向盘，指甲掐进去，说：“这是避讳。”我不再多问，等到了村里，一切就会有答案了。开学以后，我一定要大肆宣传爷爷的英勇事迹——作为一个老党员，曾经的生产队队长，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新中国。身为少先队员的我为他感到自豪，我该戴着红领巾，可我落下了，它被我夹在语文书里———这样我保准不会忘记带，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每天都得上她的课。
进了村，有激昂的乐曲传进耳里，看一眼收音机，关着，是外面传来的，于是我摇下车窗，让音符飘进来，一起飘进来的还有泥土与青草的味，夹杂牛粪的干臭，泛淡白色的苦。停了车，推开门，穿凉鞋踩在泥泞上，在水井边的小洼里勾勒出一圈涟漪，感到惬意的自由。父亲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跟着，登上青石板铺就的台阶，在青苔的筋络里回想起每年清明祭祖的场景，堂弟拿着开路用的镰刀跑下去，我把军绿色水壶挂在脖上，慢慢地晃，爷爷穿套鞋，侧身下来，干巴的脸带着笑意，嘱咐我们慢些。我不由得感到一种无奈，年复一年，我的暑假作业却总是还差很多才能写完。将鸡鸣狗吠声甩在身后，越往上音响愈震耳欲聋。老屋前的小院里坐满了人。表哥撑着膝盖，坐那儿，见我来了，描红边的眼眶望我一眼，转而盯着密密麻麻的烟嘴发呆。表姐坐小板凳上，靠着竹床，鼻子一吸一吸，手里反复搓着掐碎的纸。姑姑拿白布走过来，往我头上围一圈，痒痒的，有些想笑，可见到他们在哭，我也不好成为另类。她掀起门上挂着的黑纱，绕开火盆，领我进去，冰棺里躺了个人，她说那是爷爷，我喊了一声，没答应，我走过去，那人脸上蒙着块红布，奶奶揭开来，爷爷闭着眼，睡着般静默着，怎么唤他也没反应。
在我的身后，纸钱燃烧着噼啪作响，红热的光芒舞动出一种诡异的静谧，点亮这不大的一隅，一棺，一人。昏暗的厅堂里，我的影子打在墙上，斜斜地一直伸进通往厨房的过道里，我能想象它是如何延伸，通往那堆稻草，那方灶台，伸进漆黑的锅中——影子不再属于我了，这不知从何而起的怪异想法蚕食了我所有的思绪，我的恐惧蔓延开来，源于未知的不安。我看见姑姑和奶奶的脸褶皱着，似深潭的波纹，火光在她们的瞳孔里闪烁，死水般的火，不露声色地审视着我。定睛一看，她们仍伫立着，目光分明聚焦在已无声无息的爷爷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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