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地方书写》：
王华小说中的边地，是她生活过的黔北乡村，因此，她的边地书写，带有浓厚乡土特色。“我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主要创作紧扣当代现实的作品。由于我生长在农村，对农民熟悉，所以我的创作对象一直都是农民。中国曾经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我童年时期依然是，因此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①中国现代小说的乡土叙事兴起于“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写实派一脉，将旧中国凋敝、衰颓的农村风物的书写与其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交织在一起，带着鲜明的启蒙、理性特征。另一脉则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侧重于对诗意、浪漫乡土中国的呈现，作品有着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是，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写作路向其实殊途同归，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风雨飘摇历史时期的中国农村，普遍经历着从“乐园”向“失乐园”的过程，作家在书写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小说独特的“疼痛书写”。进入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张炜、陈忠实、贾平凹都创作出了书写巨变中中国疼痛的经典之作，王华的小说在继承这一写作路向的同时又能别出心裁。首先，她自觉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书写黔北边地，小说中的桥溪庄、傩赐庄、花村，都是带有女性体温和气息的村庄，《花河》的开篇写：“我家乡那条河叫花河，两岸的女人都喜欢以花为名，比如红杏，比如白芍。”《花村》写：“花村以花为名，花村女人也以花为名。”她笔触所及，无论是以花命名的“花河”和“花村”，还是一年四季都笼罩在大雾中，总是给人一种湿淋淋感受的傩赐庄，无一不显现出强烈的细腻、感伤的女性气息。这些偏远闭塞的小山村，静静地矗立在黔北边地，形成一种鲜明的地方形象。
其次，她笔下的黔北山村不仅成为小说的叙事基点，也是承载小说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思想和生活情态的文学地标。王华将女性人物性格、命运发展变迁的历程，放置在绵密的乡村生活之流中去展示，人物的形象、命运与黔北边地的村庄相互映衬，以人事命运的变迁烛照乡村的“静”与“常”，一动一静之间，处于历史变动中的女性随波逐流的悲剧命运昭然若揭。
《花河》中，王华在相当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构建乡村女性的人生故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但她无意于对小说宏大、史诗性品格的追求，她更关注的是不同历史境遇中女性的人生选择以及这种选择的后果，由此传达出作家对人生无常和命运荒谬的揭示。小说中的姐姐白芍，工于心计，13岁父母双亡之后，她确立的终极人生目标就是嫁给地主王土做小老婆，以此来保障自己和妹妹红杏的基本生活条件。她不动声色地接近王土，终于如愿以偿成了王土的小老婆。然而，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土家的土地被没收，王土被镇压。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她以自己的身体为筹码，数次向她曾经抛弃的未婚夫王虫示好。然而，因为白芍曾经的背叛，王虫始终耿耿于怀。她与王虫的婚姻，也是自己忍辱负重才得以保全的。白芍的一生，是充满屈辱的一生，她步步为营却往往事与愿违，看似主动争取，实则难逃命运的捉弄。她“用身体和性来换取命运转变的良机，但就在这人性发生扭曲的过程中，她恰恰失去了生命的本质和精神的原点”。相比姐姐，红杏似乎是作家中意的女性。少女时期的红杏，娇憨天真，为爱情不计得失；成年后的红杏，虽然饱受生活的苦难，却能在困境中豁达乐观地看待生活，她的坚贞、坚持也为她赢得了花河村许多男性的爱慕与追求。小说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在将二位女性的命运和盘托出的同时，王华巧妙地将女性的命运与村庄相勾连。小说开篇的“花河”就带有明显的隐喻特征，以水来象征女性随波逐流，不能自己操控或把握自己命运的困境。河水与村庄、村庄与女性相得益彰，在“河水流，水中花，人命如水”的人生、命运的转换中，整部《花河》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是一种有着切肤之痛的真实写作。
再次，王华不仅以知识者、启蒙者的立场展示作为“化外之地”的黔北风情，她的创作也带着文化怀乡的意味，她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与书写的边地、与边地的女性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无论是她对黔北边地村庄气候、地理环境、民俗风情乃至日常生活细致的“深描”，还是对乡村生活的形态和村民的生存样态的书写，都是她带着个人印记与人生经验的一次文学穿越。她笔下的乡村不再是废名、沈从文笔下浪漫诗意的唯美空间，而是安放心灵的精神宿地。也不像五四乡土小说家，当他们身居城市而回望乡村时，乡村的愚昧和落后成为他们集中批判的对象。她能够对乡村生活进行重新编码，在审视乡村的愚昧、落后的同时，发掘乡村人性的美与善，由此，小说中形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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