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雯，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著有《沉默所在》《抒情的张力》。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

《爱的分析》是批评家岳雯的蕞新文学评论集，分为三辑。
辑一从宏观角度描绘了二十一世纪二十年来的长篇小说景观，研究了新时代的女性意识与女性书写、“好人”定义的变迁、长篇小说开头的变化等，由此折射出小说家对于世界、对于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理解的更易。
辑二是作家作品分析，聚焦冯骥才、梁晓声、金宇澄、王安忆、邓一光、阿来、冯良、叶舟八位作家，展现了岳雯近年来鲜活的文学批评风貌。
辑三是灵动的小品文，谈《红楼梦》，谈她爱的文学体裁，谈她与文学的相逢……由巨至微，完成一次对批评家岳雯文学生活的完整说明。

奥登曾经想象，一个批评家就是一个一应俱全的小小国度，有着自己的疆域、历史、气候、习俗、风尚甚至独特的食物等等。这实际上是在想象一种从生命与主体的有限、丰富、矛盾和责任出发的批评。
大部分批评家自身其实无法构成这样的国度，但岳雯是一个小小的国度。她的工作、年龄、教育、经历，她的性情和禀赋，使得她自成一体。在文学批评得以生成和生效的各种因素的特定交叉点上，她灌注认真和执拗、洞见和天真、锐利和慧黠、目光远大和家常日用。在喧闹的文学现场中，她正在或已经成为一处独特的批评景观。
——李敬泽

好人的故事

一

在这个封闭的小团体里，他们宣布他为好人。
他是谁？他是严歌苓小说《芳华》里的主人公刘峰。他们又是谁？他们是刘峰的战友们，某部队文工团的少男少女。
什么样的人，才担当得起“好人”这一称谓呢？或许，这个问题没能那么轻易回答，至少，我们得在具体的场景里，在这可信的人间小心翼翼地做出自己的辨析。
时间坐标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空间坐标是一幢颤颤巍巍、注定要消失在时间烟尘里的红楼。那个时候，关于好人，有鲜明的人物形象——雷锋。是的，那个过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却在领袖的题词里永垂不朽的年轻士兵，被公认为是好人的典范。
于是，我们的刘峰，诨号就是雷又锋。他也确确实实是一个雷锋式的人物。他每天要帮孤苦残疾的男孩挑两担水；他真心实意地理解那个在起过红苕的田里再刨一遍的老太太；他是全团的修理工，哪儿需要他，他都会被请过去敲敲打打：是的，正如所有人看到的，他尽己所能地帮助每一个人。
倘若在你的生活中出现了这么一位雷锋式的人物，或者更进一步说，倘若你就是刘峰的战友们，你是会仰望他还是俯视他？你是会视他如兄如友，亲近他尊敬他，还是会避而远之，质疑他打击他？或许，做出选择的不是我们，而是一个时代。
深受个人主义洗礼的严歌苓不会相信生活中会有如此纯洁的不带任何杂质的“好”——“好”大约只能作为理想存在于想象之中，而当现实世界出现了“好人”的时候，要么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要么是这个人颇为可疑。
好吧，沿着这个思路，让我们再打量一下刘峰这个人吧。相貌么，平淡无奇。出身呢？他是因为跟头翻得好从某野战军的工兵营里给挑到了文工团。同那些具有文艺天赋的战友相比， 刘峰显然在专业上不那么出众。揣度，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了。“这是个自知不重要的人，要用无数不重要的事凑成重要。他很快在我们当中重要起来。”这句话，出自“我们”之口。而“我们”相信，刘峰的“好”不过是一种弥补需要，弥补才干不足， 进而在一个小团体里挣得自己的位置。换句话说，所有的利他行为背后，其心理根源却是利己的。这是“我们”对于“好” 的读解，只有这般读解，“好”才有了人性根源，才能存活下来。关于这一点，刘峰是怎么想的？不仅“我们”不知道，作为读者的我们尽管被允诺了更大范围的知情权，却依然是不知道的。好人刘峰如此平淡，又如此神秘，在小说中，他始终封闭他自身，拒绝向我们泄露他的所思所想，也未曾留下一点半点踪迹让我们得以追踪“好”的来源。这个“好”简直就像一个烫手山芋，严歌苓似乎也不知道到底该拿这个“好”怎么办。严歌苓需要重新找到一根钉子，这根钉子将重新定义内涵和外延都有些模糊的“好”。
这根钉子是什么？严歌苓的逻辑是，一个全然无私对待他人的人，最没有办法处理的是爱的问题。因为，一旦涉及爱， 必然要将自我放置进去。而那个时代所标识的“好”，是没有给自我留下太多的余地的，或者说，是要将“自我”清洗出去。所以必须让刘峰遇到爱，只有被爱试炼，“好”才能在时代的放大镜下显露真形。
好人遇到爱情会怎样？他像这世间所有为爱沉醉的人一样，小心翼翼地仰望心中的女神，付出艰辛的努力以期一步一步接近爱情。然而， 严歌苓残酷地认为， 好人是不会得到爱情的。“ 如果雷锋具有一种弗洛伊德推论的‘ 超我人格（Super-ego）’，那么刘峰人格每向此进化一步，就是脱离了一点正常人格，即弗洛伊德推论的掺兑着‘本能（Id）’的‘自我（Ego）’。反过来说，一个人距离完美人格‘超我’越近， 就距离‘自我’和‘本能’越远，同时可以认为，这个完美人格越是完美，所具有的藏污纳垢的人性就越少。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有着令人憎恨也令人热爱、令人发笑也令人悲悯的人性，并且人性的不可预期、不可靠，以及它的变幻无穷、不乏罪恶、荤腥肉欲，正是魅力所在。”那些所有在爱情生活中收到“好人卡”的人大概都会心有戚戚吧，是的，在感情的疆域，“好人”常常意味着乏味、无聊，无法唤起强烈的对等感情的人。说某人是好人，往往意味着你不想同这个人发生能量交换，不愿意回应他的感情。
进一步，严歌苓将“我们”对好人的爱无能与“我们”对好人的认知联系起来。“我们由于人性的局限，在心的黑暗潜流里，从来没有相信刘峰是真实的。假如是真实的，像表面表现的那样，那他就不是人。哪个女人会爱‘不是人’的人呢？”换句话说，像刘峰这样的好人在逻辑上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他一切都是虚伪的，都是在装作像一个好人一样生活，那么，他就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在我们的现实语境中，伪君子甚至比不上真小人。如果他一切都发自内心，是真实的，那么，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而神，是不会被认为是我们中的一员，更遑论与之产生感情。这就注定了，“好人”不会为刘峰的爱情带来加持，助其成功，反而会令其一败涂地。
这就看出好人叙事与英雄叙事的不同了。英雄是一定会得到爱情的，没有爱情的英雄简直人神共愤。可是，好人呢？他似乎不配也不会得到爱情女神的青睐。如果说，英雄是在智慧或勇气的层面不断拓展我们的想象，那么，好人就是在善或道德的层面同样拓展我们的想象。可是，为什么好人无法得到英雄一样的待遇？难道，英雄不应该首先是一个好人吗？难道，好人本身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吗？我们在内心将好人和英雄分类存放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在潜意识中如何对待善呢？或许，英雄象征着我们生命中对既定生活秩序的破坏那一端，是生命中的烟花与奇迹； 而好人则象征了对秩序的捍卫，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乏味和无趣。
如果，让好人显示出欲望，显示出与“我们”一样真实的人性，我们是否就会接纳好人为自己人，从此好人就将在世俗生活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幸福地生活下去？不，严歌苓再次残酷地告诉我们，你要这么想，你是将生活当作了童话。刘峰的故事继续着。是的，他仅仅只是表露了对丁丁的爱， 就足以将他的人生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他的那一点纯真的爱意在讯问过程中被引导到了他自己也想象不到的地方，被围观被批判，直到体无完肤、面目全非。
为什么像刘峰这样一个处处以帮助他人为己任的好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不但没有收到之前他付出的善意，反而被落井下石，深陷于周围人的深深恶意中？或许是因为时代吧。严歌苓叹息说，她曾经经历了一个以“讲坏话”为正义和荣耀的时代，在刘峰遇到这样一场“事故”的时候，“讲坏话”本能地成为人们共同的选择。就连刘峰自己，不也得把自己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么？
可是，谁能保证说，将整个故事换一个时代，刘峰就能获得不一样的结局。是的，我们都清楚，一切不会有什么不同，刘峰仍然会被众人背弃，只是背弃的形式不同罢了。对此，严歌苓有一番颇为弗洛伊德的分析：“因为我们的卑琐自私，都是与生俱来，都被共同的人性弱点框定，我们恨，我们无奈，但我们又不得不跟自己和解，放过自己，我们无法惩罚自己，也没有宗教背景和境界想到‘原罪’。而我们的丑恶一旦发生在刘峰身上，啊，他居然也包含着我们的不堪，标兵模范都挡不住他本性中那个触摸，他也是我们！他是个伪装了的我们！好了， 我们所有的自我嫌恶不再忍受了，刘峰就是我们想臭骂抽打的自我，我们无法打自己，但我们可以打他，打得再痛也没关系。”“一旦发现英雄也会落井，投石的人格外勇敢，人群会格外拥挤。我们高不了，我们要靠一个一直高的人低下去来拔高， 要靠相互借胆来体味我们的高。”真的是那样吗？我们真的是因为自我嫌弃才会对刘峰如此毫不留情的吗？问题是，我们真的接纳过刘峰成为我们自己吗？刘峰因为善获得了许多人世间的褒奖，我们难道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在等待褒奖化为乌有的那一刻吗？我们真的像我们的传统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发自肺腑地珍视善，视善德为人变得更好的可能吗？一时间，我都不敢深想这心灵深处回荡的种种追问。
甚至，连命运也加入我们，一起参与到对好人的捉弄中。“触摸”事件，仿佛开启了多米诺骨牌。刘峰的命运，像坐过山车一样，从高点瞬间滑落。因为“触摸”事件，他被下放伐木连当兵，紧接着，他回到了过去的老连队，在中越边境冲突的时候上了战场，并在战场上丢掉了一只胳膊。时代的车轮迅速向前，斗转星移，一日千年，好人依然没有获得好报。他艰难地挣扎在市场的泥沼里，却并没有像传说中的弄潮儿那样分得时代的红利。平淡、灰暗、不乏窘迫的人生，在小说中，他是最早谢幕的那个人——似乎只有他从这个世间消失了，我们才能坐下来，好好地哀叹一番好人的故事。
当然，这世间也不是一味的黑暗，好人也会获得情感的回馈。小曼对于刘峰的感情，似乎可以看作对于好人的小小酬答。可问题是，正像丁丁没有呼应刘峰的感情一样，刘峰也没有呼应小曼的感情。两个人，更像是在命运的手掌间相濡以沫的难友。那小小的微火，似乎不足以滋养一个好人的精神世界。所以，直到最后，在“我们”看来，刘峰的人生仍然是平凡甚至称得上贫瘠的。这大约是无情的人世对于好人的描绘。
现在，我们大约对好人看得更清楚了：好人是去欲望化的崇高客体，他无法与周围的人群产生联系，发生情感交换，对， 哪怕是触摸都不可以。好人注定了会被人群所放逐，过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严歌苓更果断，她说：
他是个当今谁也不需要、谁也不尊重的人了，这种人就叫“好人”。
如果这就是我们关于好人的定义，如果我们的生活不能给好留下一席之地，这是多么可怖的事情。这样的人世，再光色鲜美，也不值得一过。

二

任晓雯大概也赞同严歌苓关于好人的定义，所以，她直接给她的主人公取名叫“没用”。她的长篇小说就叫《好人宋没用》。
任晓雯不是在圣徒、英雄的尺度上塑造好人。她笔下的宋没用，像刘峰一样，是这浩荡人世的一粒尘埃，平凡得几乎叫人记不起她的模样。
那么，宋没用又是如何以她漫长而不易的一生，承担起好人之身的呢？对于这个问题，说实话，我有几分迟疑。显然，宋没用不像刘峰那样有着雷锋般的辨识度，她似乎只是一个普通人，普通得不足以担当好人之名。但是任晓雯这般肯定，不惜以此命名，自然有她的道理。或许在她看来，好人是需要小心辨析的，我们需要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发掘出好人的光芒。
宋没用的生活穿越了动荡不安的历史，但并不开阔。相反， 她的生活就是局限在她与身边少数几个人的交往之中。而这少数几个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她的亲人。对于她的亲人， 不管那些人怎么待她，宋没用有一股子自虐般的牺牲精神，仿佛她活着的全部目的，就是让她的亲人活下去且活得好。作为穷人家的女儿，被取名叫“没用”，单从名字里就能听出亲生父母对她的嫌弃。母亲，那个书本里歌颂了一万遍的母亲，是怎么对待她的？“她像对待一条狗似的，对待这个女儿。”种种遭际，尽在此中。可是，真到了要紧关头，是她守在母亲身边， 陪着她，亲眼看到人究竟要遭多少罪，才会挺到再也挺不下去。对于母亲，尽管心里有怨言，但行为上，她是至诚至孝的。对待哥哥宋大福她也是这般。这个哥哥，待她实在算不上好。当汉奸那会儿吃香的喝辣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过她，待到落魄之时，却缠住她，讹诈她，只管要她养着他。宋没用呢，却在他身上看到了她自己。“她决定待他好一些，又似感觉来不及了。‘我怎会饿死你呢，’她听见自己说，‘有我一口饭，就有你一口饭。’”是啊，宋没用的世界就那么大，周边挤挤攘攘的都是她的亲人，父亲、母亲、哥哥、儿子、女儿。她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他们，哪怕自己过得不好，也要尽自己所能让他们过得好一些，尽管她的力量是那么微弱。这是宋没用最朴素的人生哲学。而这人生哲学的基础又是如此简单——她和他们之间，血脉相连。她在他们身上，看到她自己。
她对亲人的忘我付出，能让她称得上好人吗？我们还应该考察一下她对待他人的态度。宋没用和倪路得的关系，应该是一个标本。在宋没用带着孩子，被鸠占鹊巢走投无路之时，是倪路得收留了她，给了她遮檐的屋头，让她得以凭借双手，将一群儿女养大成人。说起来，倪路得给予宋没用的，是活命之恩。可是，当“文革”的潮水席卷一切，倪路得一家挣扎在运动之间，甚至有性命之虞时，宋没用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中。“宋梅用回忆着，觉得善太太未免过于殷勤。人世间的道理，你帮我，我也帮你。你算计我，我也算计你。哪有送这送那，不求回报的。莫非真有什么阴谋。……善太太虽然好，她的男人却不大好。”怀疑之间，她将倪路得赠送给她的一件体面的衣服扔了出去。虽然在倪路得离开之际，宋没用谨慎地表达了善意， 但在我看来，这善意较之于倪路得对她的恩情，实在是过于微弱了。是我对好人要求太高吗？你也许会批评我说，在那样一个势大于情的时刻，要求一个人不顾惜自己，逆时代潮流而行， 委实不容易。可是，成为一个好人，难道不应该披荆斩棘地从时代的洪流中越过，在捍卫什么的时候成为他自身吗？
从这个角度看，我更倾向于认为是倪路得而不是宋没用更符合我对好人的期待。在宋没用和倪路得分开之际，宋没用说：“善太太，再见，你是好同志，很好很好的同志。”是的，我也想这么说，“善”和“好”，真是让倪路得这个人熠熠生辉，让人心生向往。只可惜这么一个好人，在与宋没用分别之后就消失了，再也不见踪影。
在回答为什么“好人”和“没用”这两种看似有些矛盾的设定却恰恰是主角宋没用身上最突出的特征时，任晓雯说：“《圣经》里说：‘没有好人，连一个也没有。’倘若要我塑造一个全然高洁的人物，我想我是塑造不出来的，因为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宋没用当然不算道德楷模，她身上有懦弱、自私、狡黠、随波逐流的地方，在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上也并非完全明白。但她心地柔软，常有怜悯，这让她在黑暗之中，依然存留人性的光芒。”好吧，在严歌苓那里，“人性”这个词，是与局限啊，黑暗啊，欲念之类的连在一起的，而在任晓雯那里，“人性”是跟光芒连在一起的。由此可见，“好人”在严歌苓和任晓雯那里， 是有着不同的等级标准的。严歌苓坚决认为，“好人”是超越了人性的，是一个最高标准，而在任晓雯那里，只要有人身上的美德，哪怕不那么完美，也是一个“好人”。对待“好人”这一概念的差别，固然与“好人”词义本身的含混有关，某种程度上，也与一个时代对待“善好”的观念有一定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断下坠的时代。
好人的标准固然有差别，但是好人的遭遇却是相似。刘峰是如何在他所付出心血的人群中碰壁的，宋没用就是如何在她的亲人中逐渐失去自己，真的成了一个“没用”的人。固然，宋没用不像刘峰那样被集体放逐，但是没有一个人想深入她的精神世界，关心她的喜怒哀乐。继子沪生是唯一心疼她的人，却因为自己的感情，远离了她，叫她“就当没我这个人”。儿子儿媳在生活中、在情感上离她越来越远。一个人老去，就逐渐从有用变成了没用。她像刘峰一样，越发感到了人世的孤独，尽管这孤独她说不出也道不明。这孤独，只能是读者替她发现的。而发现这孤独所在，文字就有了重量，一下一下地砸到了人心里去。同《芳华》一样，任晓雯也写到了好人的死亡。“宋没用听不见了，她进入一条黑色甬道。往事一帧一帧浮现。最微小的细节，最陌生的人物，都历历可辨。仿佛宋没用此生度过的所有时间，都被收藏起来，突然一秒不落地全数交还给她。她领受到某种感情，让她温暖而安全，再没有缺憾。一团人形的强光笼罩她。七十四岁的宋没用，回到了最初之地。”严歌苓慨然于好人的死亡如此潦草，而在任晓雯的笔下，宋没用猝不及防的死亡反而是“温暖而安全”的，仿佛只有死亡才能抵消人世间的一切不如意，重新获得新的生命。这似乎更加令人悲哀。
通过他们浮皮潦草甚至不乏荒诞的死亡，我们基本可以确认，好人，其实就是弱者。“好”并不能帮助他们理解世间的运行逻辑，改善自己的命运；更遑论对他人施加影响，进而作用于社会。“好”成了让人心生怜悯的东西。是什么时候，中国古人“内圣外王”的理想在我们脚下碎落，变成了被俯视的事物？想到这里，一阵惘然。

三

石一枫会认为《心灵外史》中的大姨妈王春娥是个好人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犹豫再三。如果我向他求证，他也许会挂着一贯的带着些许狡黠些许忠厚的微笑说，你认为是就是吧。对于一个以现实主义为旗帜的作家而言，大概是不好将人简单分为好人或者不那么好的人吧。那么，让我们转换一下思路，大姨妈对于小说的叙述者“我”，也就是杨麦来说，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的，她是一个好人。
她当然是一个好人。在亲生父母关系破裂，杨麦感觉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候，大姨妈来到了他的生活中，把他从准孤儿状态中拯救出来。她真心关心他，不放弃他。就连杨麦的妈妈都觉得杨麦无所谓的时候，大姨妈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人只要活着，怎么能凑合？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比别人差一截。”对于杨麦的生长发育迟缓，大姨妈深觉自己有责任。面对深信不疑的气功大师和“宝贵”的接受大师发功的唯一机会时，大姨妈无私地奉献给了他。
奉献，是好人人格的核心。在面对诸如此类的抉择的时候，好人最先放弃的是自己。在利他和利己之间，好人会选择利他。是奉献让我们和他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她的眼泪从斜上方坠下来，落到我的脸上，和我的眼泪混合在了一处。眼泪难分彼此，仿佛寓意着世界上所有的悲伤都是同一种悲伤。”“我走在陌生、颓败的路上，感到我的孤独就是大姨妈的孤独，我的伤感就是大姨妈的伤感，我的迷惘就是大姨妈的迷惘。”也只有好人让我们深刻意识到，我们和他人其实是一体的。这样一种连接感， 是十分宝贵的感情。这也是杨麦在成年之后一直锲而不舍地寻找大姨妈，不惜一切努力要把大姨妈从她的生活中拯救出来的根本原因。
是的，你已经猜到了，像刘峰、宋没用一样，大姨妈自始至终也未能获得好的生活。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几十年，她几乎赶上了每一个关口的变化，亲身体验了在每个重要变化发生之时生活的混沌、无序，这么说吧，她应该算得上是变化所付出的“代价”。从北京到河南，从国企职工到“分享艰难”，从陷入传销的泥沼到转信基督教，结婚，生不了孩子，离婚，这就是大姨妈一生的简史。在许许多多人通过变而变得更好的时候， 她被远远甩在后面。每一次，她都努力想跟这个时代同步前进，但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直到陷入绝望。
为什么好人不像歌儿里唱的那样“好人都会有好报”呢？ 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小说里遭遇好人的远远谈不上好的人生时，这个问题大概就躲无可躲了。这固然是因为作文的需要—一帆风顺、事事顺遂的人生，不必说生活里本身都很罕见，更不用说也不会成为小说家偏爱的素材。但是，好人一定要生活得这么悲惨吗？
这悲惨里，有时代的因素，有命运让人身不由己的成分， 除此之外，好人自己需要对不好的生活负责吗？仍然以大姨妈为例。事实上，她的每一个选择，都无不让人扼腕叹息。她在刚一出场的时候，就是气功大师的忠实信徒。当还是孩子的杨麦都明明白白表示“不信这一套”时，大姨妈仍然执迷不悟。而杨麦的父母，更是认为大姨妈脑子坏掉了。到传销阶段，当杨麦历经千难万险，在传销团伙里卧底找到大姨妈，想要带她逃离这一切的时候，大姨妈却坚决不愿配合，甚至让杨麦差点丢了性命。为什么对于显而易见的事实，比如气功、传销，大姨妈这么个好人却执迷不悟呢？小说中，石一枫不时让大姨妈向杨麦，也向读者倾诉，以期让我们理解她——“我的脑子是满的，但心是空的，我必须得相信什么东西才能把心填满。你说人跟人都一样，但为什么别人可以什么都不信，我却不能？ 我觉得心一空就会疼，就会孤单和害怕，我好像一分一秒也活不下去了，好像所有的日子全都白活了，好像自己压根儿就不配活着……我就想，信什么都无所谓了，关键得是先找个东西信了，别让心一直空着……”
石一枫试图让这番颇为文艺的话来解释为什么大姨妈不停地信仰那些我们看来根本就是荒诞的事情。他的重心在“心”。但在我看来，“脑子”恐怕是另外一个核心要素。大姨妈说自己“脑子是满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她全盘接受了她所相信的事情，她的头脑再也无法接受相反观点的质疑。除了一根筋地在现有道路上狂飙突进，她似乎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走了。
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当下小说中对于好人的一种共同想象： 智性的缺失。“好”的意义是德性上的，奉献、牺牲、忍让、利他等等都可以成为描述好人的词汇，这些词汇是一个向度上的。然而，在智性这一向度上，好人则普遍表现出了相对的匮乏。两者叠加起来，共同构成了好人的现实，以及命运。“好人”， 我在心里默念这个词，不期然从中品出了同情、怜悯、反讽等种种复杂的况味。

四

何为好人，从来没有得到过清楚的规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凭借积累的经验模糊地判断，谁是好人，谁不是好人。而判断的标准也在时刻发生游移。
有时候，我们把那些善良过度的人称为好人。铁凝在一篇文章里引用的一位诗人是这样叙述小狗的善良的：它的善良恰如其分，不比善良少，也不比善良更多。刘峰的故事就是一个人如何因为泛滥的善良而被非人化的故事。在故事的后半部分， 刘峰依然在勤勤恳恳地投递他的善良，只是，投递有着具体的对象，且接收到了对象的正面反馈。善良，必须是一个双向流动过程，否则，就是对善良的滥用与践踏。刘峰的故事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成为一个好人，得学会适度善良。善良，必须和一个人的能力相匹配。超越了个人能力的善良，会成为老好人， 而不是好人。
有时候，我们把那些软弱的人称为好人。当宋没用两次面对鸠占鹊巢却一再屈服，每次都落荒而逃时，我们说她是好人； 当宋没用迫于形势甚至怀疑起对她有恩的人时，我们说她是好人。一个软弱的人，即使因为被怜悯与同情而获得小小的偿报， 这也绝不是好人有好报的生动说明，相反，软弱只会助长强权。软弱从来都不是正义的守护者，它只会扰乱人类共同体中的秩序，让我们陷入更深的混沌。
有时候，我们把那些凭借自己一腔善意行事，却因为缺乏对事务的明智判断而屡屡偏离轨道的人称为好人。智慧，应该成为善意的翅膀；善意，是智慧的导引。两者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互相合作的友伴。而现实是，我们屡屡轻视善意，并不惜将善意与愚蠢捆绑，以显示其合理性。长此以往，好人可能不仅不再成为我们的向往，而且逐渐从我们的世界消失。
书写源于匮乏。我们反复想象一个好人，是因为“好人难寻”么？
我们在不断涂抹一个“好人”的形象，故事也许千差万别， 人物的精神底色却差不太多。
我们用反讽的语气谈论着“好”，是为了掩饰我们已经无法体验“好”所带来的崇高感了吗？
我们如此珍视“好”的价值，却又在不知不觉中降低了“好”的标准。“善与美”的世界已经被遗忘了，只有少数心灵仍在顽固地追寻。

辑 一

从何开始：长篇小说开头研究
好人的故事
重新理解女性意识与女性书写
二十一世纪二十年：长篇小说的“世界”

辑 二

双重意识——从《长恨歌》到《繁花》
爱的分析——冯良《西南边》
安魂——阿来《云中记》
人的状况、限度与可能——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
平民中国的道德视域——梁晓声《人世间》
新的地方意识的兴起——叶舟《敦煌本纪》
“艺术的圣徒”——冯骥才《艺术家们》

辑 三

小说之可说与不可说
老之将至，何枝可依
像生活一样的文学
当我们谈论短篇小说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杀人游戏，或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