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诗意的笔触和带有温度的语言，叙写一部与众不同、有独立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孙郁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本书即以他授课讲稿为底本，梳理了民国时期的文学生态与流脉，内容涉及旧派小说、诗词、戏曲、谣俗的延续与传承、新诗、新小说、新观念的缘起与成长。书中论述了鲁迅、周作人、老舍、曹禺、沈从文、巴金、张爱玲、钱钟书、萧红等多位作家及其作品。作者以宽厚的史学观，聊天式的讲述，打开民国文学的生态之门，文与人，都因作者的关照展现出立体生动的一面。
本书曾以《民国文学十五讲》行世，此次出版新增《方言·谣俗·野调》《诗人巴金》《战时的文字风景》三篇新论，全书做了细致的注释。
我自2009年开始在大学讲授现代文学史，一晃过去了十余年。每年的课，内容虽然相似，讲法却略有变动，那是心得变化的缘故。这个过程也是克服自己知识结构欠缺的过程，沉浸其间，也在慢慢修正自己的思想。因为时代差异，说清先前的遗迹，需花费一些力气。我上学时，课本里的作家多还在世，没有太多的隔世之感，但当我五十岁后重返大学，发现青年人面临的研究对象，与所处时代大异，中间隔着一道长长的深谷。于是也感到，以今天的思维简单对应旧事，多不得要领。只有意识到这是另一种语境里的人与文，而且需剥开前定的预设概念时，才知道要走的路径在什么地方。——孙郁
远去的文学是隐蔽在幽暗里的微光，一旦召回，我们便被沐浴在神奇的色泽里。文学史不都是知识的罗列，还有精神的对话。教师的任务之一，是与学生一起体验过往的精神，发现我们生命里缺失的存在。——孙郁
晚清的文学生态今人已不太易理解。主要是今天的话语方式比过去简单，反而把复杂的存在简单化了。我们看后来白话文学的出现，包括政党政治文化和各个文化生态的出现，跟晚清文化格局的流变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过程流失了许多存在，也增加了新的东西。曾经有学者形容它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觉得是对的。我们从文章学、从文学的角度进入那段历史，审视那一代中国文人的生活状况，发现那时候人们的汉语表达，能够确实折射中国在悄悄发生的变化，这给后来的人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首先是文章观念发生了变化。大家知道，西学东渐后，新观念进入中国，文人的文章风格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在中国社会，八股取士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表达。千百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写文章都是一个套路，都是要颂圣，或引经据典，自己的内心隐秘被藏起来。人的心需要自由，可是却被什么力量抑制住了。只是在一些旁门左道的文章里，在一些私密的辞章里有心性的自由在。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流传的一些小说里有有趣的东西，是鲜活和生动的存在。这和士大夫的文章形成一种差别。
到了晚清，桐城派的古文，在整个学界，在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桐城派的古文很有特点，今天看来，这个学派学者们的文章都很讲究，延续着古风。他们的文章注重义理、辞章和考据，文章里要有学理、辞章，要有分寸，还要带上考据之趣。如果这三个元素占据了，文章应当是好文章。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提到桐城派的姚鼐时说：“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这个流派的文章，掌握了文学的一种规律，应当说很不简单。古文的表达在这里有了理论的自觉。
可是在一些有想法人的思想里面，文章是有多种可能的。作文应当是自己心灵发出的一种声音，它不是为了外在功名，不是为了虚荣来写作的。当西方传教士把西洋的文明带来以后，中国的一些文人突然发现，西洋人在表达自己生命感觉的时候，常常能够抓住自己生命的鲜活的觉态，比如《浮士德》《复活》。可是前人留下的文章，常常是比较温吞的、节制的、含蓄的，那种放荡的韵致却被遮掩了。
清代后期，文坛与官场被伪饰的文字所包围，能够抵抗这种世风者不是很多。大家知道龚自珍这个人是很有学问的，他的诗和文章都很好，也在北京做过小官。他是在整个文学史里比较独特的一个人。通常，诗词写得好的人字写得也好，龚自珍字却不好，但他的文章很不凡。他到北京当官后，渐渐厌恶起官场。在回到南方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写道：
诗格摹唐字有稜，梅花官阁夜锼冰，
一门鼎盛亲风雅，不似苍茫杜少陵。
他说当时满朝文武都在附庸风雅，但是与杜甫比远甚。有人间情怀，有个人理想的人的文字是好的，很多附庸风雅的人没有这样的情怀，表达出现问题。龚自珍的忧患，是文学危机的一种反映。这种反映，在后来的黄遵宪、陈三立的诗文里都有一些，不过无奈的是，他们的作品还不足以抗拒这股潮流。
晚清人写文章，尤其是写诗，是老八股，那状态永远超不出唐宋。比如同治和光绪两帝的老师翁同龢，算是大学问家，但他的作品实在没有多少新意。有一年我去他的老家，买了一册他的诗文集，阅读前特别期待，帝师的文章怎么样？看完以后就很失望，那些诗实在无味，文章没有什么毛病，可它是非常规矩的，缺乏奇思。比如他有一首诗，叫《寿阳道中》：“一雨动秋潦，客程亦许迟。野花开五色，天气备三时。走卒惯乘险，征夫常苦饥。太行天下脊，未敢辄题诗。”态度很随顺，人的厚道一看即知。他的诗歌里感觉到古人套路的连续，自我内心独特的感受与前人的一些诗歌是重叠的。他是在一种模式里写作，所以这类诗文在晚清，已经被一些有世界眼光的人所厌恶了。
最早摆脱这个套路的，是那些有出国经历的文人。1840年后，读书人改良的观念开始出现了。文章的理念也随之不同于过去。我们发现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所表达的对于世界的理解，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思维方式，王韬的《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的意象，以及所运用的辞章已经跟前人不太一样了。像郭嵩焘、薛福成、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陈独秀这些人的文章，已经偏离了明清文人的传统，有了个性的张力。
黄遵宪是清代末期不能不提的大诗人。梁启超、胡适、周作人都对他的成就颇为肯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黄遵宪创办《时务报》，将梁启超、汪康年召集于麾下，提倡维新。他与陈宝箴、谭嗣同都有很深的交往，思想是极为活跃的。年轻的时候对诗歌创作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我手写吾口”，要创意新路。他在《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里表现的境界，与前人不同。王韬在《〈日本杂事诗〉序》中则说：“殊方异俗，咸入风谣。举凡胜迹之显湮，人事之变易，物类之美恶，岁时之送迎，亦并纤悉靡遗焉，洵足为巨观矣。”道出其间不俗的气象。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的序言中说：
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这个思路，早于五四那代改良家的思路，胡适后来的白话诗理念，实在也是黄氏思想的变异，可见其影响之大。胡适说他的平易、简朴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响，由域外的经验而发现了民歌的价值，遂在诗中多见口语，且民俗意味浓厚。高旭在《愿无尽庐诗话》中说：“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这个评价，系觉悟的知识人的感慨，希望文章与诗词泛出新意，是那时候有眼光的人的共识。
梁启超是在文章学层面最早颠覆桐城派文章观念的人。他最早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1896年，他任上海《时务报》总撰述，文风已变；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大量作品，思维方式都有些出格，和桐城派的文章在章法上已经大不相同了。有人因之讥其为野狐禅。他自己的思路既有韩愈的遗绪，也有报纸新闻的味道，理论与诗情都有，精神的亮度多了。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浩浩然有江海气魄。他的语体，把日常的口语和中国古文章那种气势给表达出来了，更具有了现代的新意。比如在《过渡时代论》里面，他就用很有力量的语句来描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他说：“其现在之势力圈，矢贯七札，气吞万牛，谁能御之？其将来之目的地，黄金世界，荼锦生涯，谁能限之？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过渡时代乎！”他当时用这样的一种文体来表达对世界的认识。这与桐城派的文人有别了。他在讲到桐城派时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以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启超在文体上的这种变化，是中国文人精神状态的折射，这影响了当时的许多读书人。夏晓虹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一文，谈及梁氏的影响力，正反两方面的声音都在文坛中出现。尽管争议很大，但是梁启超的文风也辐射到科举考试中。“作惯八股文的读书人骤然失去依傍，梁启超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便成为应试考者的枕中之秘”。梁启超对文学影响最大的，是他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国家新道德、新风尚、新人格、新学艺，都必“新小说”。1902年，《新小说》创刊，他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贯穿了自己的思想，用小说表达自己的政治观、文化观，文风与寓意带有革新的面貌，一时被读者所喜爱。
梁启超对文学和历史的思考，有很大的格局。他从社会政治、宗教、国民性等几个角度思考问题。语录多“新”字，文章就有《新史学》《新民说》等，有一丝除旧布新的意味。而背后的理论根据则是进化论。在《变法通议》中说，“变者，天下公理也”。他后来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中国人因接触西学，便发生精神的变化。一是从器物上感到自己的不足，第二是发现自己的制度存在瑕疵，第三是意识到文化出现了问题。而改变这些，只有改良。这个思路，在那时候很有代表性，他的文章，也明显带有过渡时期的痕迹。
那个时候，鲁迅刚去日本留学，受流亡海外的民族主义文化影响，对官样文章不太喜欢。他受到梁启超的影响，阅读兴趣在悄悄变化。留学生崇尚汉唐气魄的文体，阳刚之气的文字颇受欢迎。鲁迅曾经说，当时留学生最喜欢的几句话，叫“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这样一种狂士之风，在那时候已经兴起。当时流亡到海外的一些人都放开了手脚，思想活跃起来。康有为和梁启超跑到日本办报、写文章，染有一丝新风。还有章太炎这类人，文体是周秦汉时期的样子，一洗明清的旧气。中国不买他的账，就到国外去，思想的革命与文章的革命就都来了。
目 录
清末民初的文学生态 001
新文学的起点 031
旧派小说 059
旧诗词的余晖 089
鲁迅的暗功夫 129
新诗之路 159
老舍，灵魂丢失国度的歌哭者 207
曹禺的宿命之舟 225
沈从文的希腊小庙 249
学人笔记 273
梨园笔意 301
左派小说种种 323
诗人巴金 349
方言·谣俗·野调 377
萧红与黑土地上的亡灵们 405
战时的文字风景 429
旧屋檐下的张爱玲 467
草根与政治 491
后记 519
孙郁的研究，从鲁迅、胡适等人出发，观察旧时代的文人气象，审度当下的写作风向。他儒雅温润的文辞，体察灵魂的苦痛，传递生命的悲喜，经他讲述的思想和人生，沉重、真实，倍感亲切……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