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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文学语言因革论(精)
0.00     定价 ¥ 118.00
图书来源: 浙江图书馆(由浙江新华配书)
此书还可采购25本,持证读者免费借回家
  • 配送范围:
    浙江省内
  • ISBN:
    9787030732590
  • 作      者:
    作者:陈桐生|责编:常春娥
  • 出 版 社 :
    科学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2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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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本书是一项关于中国早期文学语言形态发展的探索性成果。中国文学史上有两次语言大变革:第一次是商周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第二次是1917年“白话”取代“文言”。本书集中探讨商周时期第一次中国文学语言变革。中国文学语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殷商古语”艰深古奥的特色。西周时期,“殷商古语”继续占据文坛主流地位,但亦有部分作品尝试运用周人的“文言”。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周人“文言”逐渐取代具有七八百年历史的“殷商古语”,成为自春秋战国至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革命以前的文学语言。 本书可为中国古代文学以及汉语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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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绪论
  绪论讨论四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探讨商周文学语言因革问题;二是如何具体研究商周文学语言因革问题;三是本书提出了哪些新的学术观点;四是就商周文献语言能否称为“文学语言”、研究商周文学语言是按照文体还是根据时代划界以及课题研究方法等问题作一些说明。
  第一节 为什么要探讨商周文学语言的因革
  本书探讨商周文学语言的因革。这一论题的提出,来源于我对商周文学语言诸多未解之谜的反思。我在阅读商周文献时发现,商周文学语言存在不少未解之谜:
  先看第一个层次—同一本书中的语言之谜。以《尚书》为例,《尚书》现存二十八篇文章,其中最早的文章是《虞书?尧典》,篇中所记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2世纪,最晚的是《周书?秦誓》,作于公元前627年,前后历时一千五百多年,为什么《尚书》全书语言既看不到任何与时俱进的痕迹,也看不到地域语言差异 ,几乎处于稳定、静止、凝滞状态?以“誓”这一文体为例,《尚书》中收入了《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五篇文章,《甘誓》是公元前21世纪夏启讨伐有扈氏的誓词,《汤誓》是公元前16世纪商汤讨伐夏桀的誓词,《牧誓》是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的誓词,《费誓》是西周前期鲁侯伯禽征伐徐戎、淮夷的誓词,《秦誓》为公元前627年秦穆公千里偷袭郑国失败之后发表的悔过之词,五篇誓词前后相隔一千四百多年,而语言风貌若出同一时代作者之手。这种语言静止、停顿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同一本书中语言之谜的现象也见于《诗经》。如果说《尚书》语言谜团在于历千年而不变,那么《诗经》语言之谜则体现在风雅颂三类作品语言的不同。或有前人以为雅颂是贵族作品,而风诗都是民歌,雅颂与风诗语言的差异即是当时贵族语言与庶民语言的差别。但是,早有学者明确指出,《诗经》风诗并非都是民歌,其中有相当多的贵族作品。这说明从作者身份上无法解释《诗三百》中雅颂与风诗的语言差异。也有人从创作年代上解释风雅颂之间的语言差别,以为雅颂多作于西周前期,而风诗多写于春秋时代。其实,风诗中也有西周甚至更早的作品,风雅颂的语言差别也存在于同一时代作品之间,将作于西周初年的《周颂》与作于商周之际的《周南》《召南》《豳风》相比,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语言差距,雅颂语言的艰深与风诗语言的浅易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同一部《诗三百》之中,各体诗歌语言会有如此大的差异?造成《诗经》语言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再看第二层次—同一时代两种文献之间的语言之谜。一般情况下,同一时代的文献,书面语言虽因作者创作个性不同而呈现不同特色,但在语言难易程度上应该不会有多大差别。但在西周春秋时期,同一时代不同文献语言难易程度差异甚大。《国语?周语上》“祭公谏穆王征犬戎”记载周王室卿士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征伐犬戎的言论,它出于周穆王时期史官之笔。《尚书?周书》中也有周穆王时期的文章,这就是《吕刑》。将《国语?周语上》“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与《尚书?周书?吕刑》语言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难易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同为周穆王时期作品,为何两者语言竟有如此悬隔?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尚书周书秦誓》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同载秦穆公对千里偷袭的悔过之语,前者语言古奥而后者要平易得多,为什么记载同一历史事件,不同典籍的文辞风貌悬殊如此之大?
  第三层次的语言之谜是,商周同一作者在不同的文体中,使用不同形态的语言。典型的例子是史佚。史佚是由商奔周的史官,是西周初年官方应用文的代表作家。《尚书?周书?洛诰》就是出于史佚之手,《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逸”通“佚”,这两处的“逸”都是指史佚。《洛诰》是《尚书?周书》中语言极为艰深的篇章之一。史佚是商周之际著名的史官格言代表作家,著有《史佚之志》。春秋时期,史佚的政治格言在政治、军事、外交界广为流传。例如,《国语?周语下》载:“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左传僖公十五年》:“且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左传?襄公十四年》:“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左传成公四年》载:“《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昭公元年》载史佚之言:“非羁,何忌?”与《洛诰》相比,史佚这些格言的语言要平易好懂得多。如果说商周甲骨文、金文因为书写工具不同而与简帛文献呈现出不同语言风貌,那么《尚书》文诰与史官格言同样都是简帛文献,两者之间不存在书写工具差别问题,为什么同一作者在不同文体中会呈现出不同的语言风貌?
  第四层次的语言之谜是关于商周春秋时期文学语言形态问题。 目前学术界将中国文学语言形态划分为“文言”与“白话”,这两种语言形态的划分是以1917—1919年新文学革命为界:在此之前的语言形态为“文言”,在此之后的语言形态为“白话”。按照这种划分,从商周到1917年的文学语言都属于“文言”形态。可是我们读商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尚书》、《诗经》雅颂,明显感觉到这些文献的语言比春秋战国以后文言作品要艰深得多。这不是现代人才有的阅读感受,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卿士大夫就已经感受到阅读《诗》《书》的困难。《国语周语下》载晋国大夫叔向逐字解说《周颂昊天有成命》和《大雅既醉》第六章。《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成鱄解释了《大雅皇矣》诗句中的九个关键字。这两条材料传达出一个信息,就是春秋时期士大夫已经感到《周颂》《大雅》艰深难读,叔向和成鱄怕别人听不懂,才将《诗经》雅颂诗句逐字解释。《诗经》雅颂语言难懂,而《尚书》语言难度更在《诗经》雅颂之上。据《孔丛子居卫》记载,战国初年,年仅十六岁的孔子之孙子思到宋国游学,宋大夫乐朔对子思抱怨《尚书》“故作难知之辞”。乐氏是宋国著名世家大族,乐朔应该受到了良好的贵族文化教育,像他这样的人尚且读不懂《尚书》,其他士大夫和庶民就可想而知了。到了汉初,偌大的中国只有一个济南伏生能讲《尚书》,如果没有伏生亲口传授,《尚书》就会成为中国真正的绝学。唐代大文豪韩愈在《进学解》中抱怨“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宋代理学家朱熹讲《尚书》,倡导能够讲通的就讲,讲不通的就阙疑。朱熹是他那个时代学问很高的人,他对《尚书》尚且有不能讲通的地方,可见要想读懂《尚书》谈何容易!近代博学如王国维者,也声称“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我们将商周甲骨文、铜器铭文、《尚书》、《诗经》雅颂与《国语》、《左传》以及春秋战国以后文言文对读,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两者语言的差别是多么巨大。如果把《尚书》与《论语》《孟子》的语言都一律视为“文言”,那么“文言”这一形态也显得太宽泛了。难道1917年以前所有文献语言都是同一形态的“文言”么?检视先秦文献,就可以发现在商周时期,其实发生过一次重要的文学语言形态的演变—由“殷商古语”向“文言”的演变。那么这种语言形态的演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商周这些文学语言之谜,其实早就客观存在,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习焉而不察,以为这些中国早期文学语言现象天然如此,毋庸惊异。虽然有学者关注到商周与春秋战国文学语言的不同,但很少有人去叩问为什么《尚书》语言历千年而不变,很少有人对《诗经》风雅颂语言差异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很少有人去思考为什么秦穆公同一篇演讲在不同文献中呈现出如此巨大的语言差异,很少有人深入思考商周春秋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内在机制,很少有人从宏观上思考商周文学语言形态问题。这些问题切切实实地存在,在先秦文学研究中是无法回避的,必须给予正面的解答。
  本书就是基于上述这些思考而设计的。
  第二节 如何研究商周文学语言的因革
  商周文学语言形态因革问题提出来了,那么如何开展这个课题的研究呢?本书的设计是,分四步研究商周文学语言形态的发展演变。
  第一步,研究中国文学语言的最早形态—“殷商古语”。以殷商作为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以殷商甲骨文、铜器铭文、《商书》作为研究殷商文学语言的文献载体, 本书将这些殷商文献语言以及后来西周时期仿古的文学语言称为“殷商古语”,在分别探讨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文诰各类文体语言特色的基础上,提炼出“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共同形态特征。
  第二步,探讨西周文学语言的因革。本书将西周文坛语言分为“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西周的“殷商古语”是从殷商沿袭而来,而“文言”则是周人自己的语言创新。所谓“文言”,是指从周民族兴起,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新形态书面语言。这个“文言”概念,与此前学界所说的“文言”有两点不同:一是从时间上看,此前学界所说的“文言”是指现代文学语言革命以前文献中的语言,本书所说的“文言”则从西周算起(包括一些先周文献语言,如《易经》语言);二是从时间顺序上看,此前学界所说的“文言”是中国最早的文学语言时态,本书则把“文言”视为继“殷商古语”之后的另一种文学语言时态。本书从文学语言自身继承性、西周初年周人文化心态、西周史官构成及其语言素养,以及周人对殷商王朝看法几个方面,剖析西周沿袭“殷商古语”的原因,结合文献语言实例,重点阐述西周如何继承“殷商古语”,以及在继承“殷商古语”过程中的两大新变:铭文语言大发展和各种文体之间的语言互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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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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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绪论 1
第一节 为什么要探讨商周文学语言的因革 1
第二节 如何研究商周文学语言的因革 5
第三节 本书的八点创新 7
第四节 几点说明 10
第一章 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殷商古语” 16
第一节 甲骨文:“殷商古语”中难度最大的语言 18
第二节 殷商青铜器铭文语言 48
第三节 《商书》文诰语言 53
第四节 “殷商古语”的形态特征 83
第二章 西周对“殷商古语”的因袭和新变 87
第一节 西周为什么因袭“殷商古语” 88
第二节 周人对“殷商古语”的因袭 100
第三节 周人因袭“殷商古语”中的新变 153
第三章 西周的非主流文学语言:“文言” 174
第一节 《易经》语言 176
第二节 《诗经》西周风诗语言 185
第三节 《国语》西周散文语言 199
第四节 西周史官格言语言 234
第五节 “文言”特点及语言优势 238
第四章 历史性的巨变:“文言”取代“殷商古语” 240
第一节 春秋战国铭文语言的蜕变 241
第二节 《鲁颂》借名为颂而体实国风 246
第三节 《春秋》对“文言”的提升 256
第四节 “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原因 265
几点结论 271
主要参考文献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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