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
新文学所要解脱的,并不是音韵,乃是死板板的音韵格式。
———唐钺(1891—1987)
上引后来成为心理学家的唐钺的一段话,郑毓瑜教授在其《姿与言:诗国革命新论》一书中予以援引,以说明二十世纪初期的新文学运动在传统中探索新变的复杂面向。此书论述精到、视野新颖,引导我们去切入除胡适以外,当时其他许多的文人学者,或是在书信、论文中所阐释的新观点,或是以编辑、出版杂志与书本所推动的新方向,以见出其中新、旧交织,传统与现代互动的脉络。唐钺在当时分别提出了“音韵的显著功用”与“音韵的隐微功用”的看法,认为新文学要关注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前者是为了满足体制的规定,在押韵、调四声和节奏等方面加以规范化的结果,而后者则是摆脱了前者,透过声韵节奏来描摹事物、象征情态或暗示意义而产生的音、义相连的作用。虽然唐钺对音韵所作的论述,只是当时的诗歌改革运动中的一面,它却反映了任何的文学革命,都是建立在对语言和文字的思考和创新之上。另外,诚如《姿与言》一书所示,即使是在胡适“不摹仿古人”的口号下,文言古诗,包括有格律限制的律诗和绝句等,并没有退离中国的诗界,而是在不断地被借用、抗拒、融入和翻新中生生不息。
一次更早的发生在南朝永明年间(483—493)的诗歌改革,其规模和时代背景虽然迥异于新文学运动,但同样是针对音声、意象和情态这些诗歌语言的基本范畴而作出的思考和创新。不仅如此,在这次诗歌新变中萌生的“四声”概念,更是中国诗人首次有意识地探索汉语音节的本质、创新诗歌音声以及推动形声与表意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标志。自永明四声律出现以后,汉语的诗歌语言更趋于“诗化”、更有节奏感和表征力。可以说,在永明诗人新颖、透彻的观照下,汉语诗歌语言发生了本质与永恒的蜕变。从“史”的角度来看,以上所述的新文学运动中对诗歌的音声与文字的反思和创造,显然有着深厚而源远的文化基础,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源头则可追溯到永明时期的诗歌新变。当然,如果把新文学运动直接地联系到永明的诗体新变,不但忽略了个别历史时期的特殊环境,更有一味地将历史的复杂轨迹简单地以“发展论”或“连续论”来看待的嫌疑;但强调其中共同的聚焦点,即对诗歌语言本身的探讨,则是为了凸显永明诗体新变在文学史上的深远意义。可惜的是,倡导四声律的永明诗人,包括沈约、王融及谢朓等,一般仅被看作“音韵的显著功用”的先导者;在绝大多数的研究中,他们是“四声八病”这样一种“死板板的音韵格式”的先锋。在一般认为新文学运动是反对旧体诗——特别是旧体诗的格律——这种印象的笼罩下,永明声律论继续被视为抑制“声病”的一套条规。本书原以英文著述,201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虽没有援引唐钺的说法,立论点却是:“音韵的隐微功用”其实才是探讨永明诗体的关键。基于这个视角,本书从永明声韵生发的齐梁宫廷文人文化说起,从而展演至永明诗人深具时代特色的听音、观物、涉足、猎景的方式,力图释放其诗歌语言中情、境、态之间的各种张力。
从原书出版至今,超过十年的这段时间里,针对永明诗人或永明诗律所作的研究持续不断,近几年更不仅有全面厘清史料的著作,还有试图解释“四声八病”的语言功效的论述。这“死板板的音韵格式”在以中文写作的研究中或许有了生机,开始被复原为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一场灵犀生动的诗歌变革。虽然迟来了十年,本书以新译的中文版问世,倒似乎是生逢其时。
吴妙慧
2021年5月24日
写于哥伦布家中
致 谢
中译本序
绪论 声色
第一章 人才与贤者
引言
人才
“贤者”
第二章 知音
四声八病
“知音”
会声
“精”
第三章 所见一物
读一叶
“形似”
正在发生——实时所见
幻象之见
第四章 在园中
拒绝“华园”
人野之间
自然之园
离园
矛盾之园
烛灭之时
第五章 离京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
京邑人士
京邑吾乡
“行矣倦路长”
“恐君城阙人”
归途
第六章 出入山水
带回山水
平衡的艺术
激流的唱和
行于山水间
退出山水
结 语
附录一 沈约《郊居赋》押韵模式解析
附录二 论王融三首诗中的声律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