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1894-1955），江苏武进入，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后转入哈佛大学，师从当时著名的戏剧理论家贝克，学习戏剧与文学。1922年回国，创作《赵阎王》《少奶奶的扇子》等话剧。不久，又加入电影公司，在从事电影创作的同时，还进行电影研究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电影的学术论著。这当中就包括《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该书于1935年由正中书局出版，全书共八万多字，除了“编剧二十八问”之外，还有八章内容：第一章“作者与观众”、第二章“为什么写剧”、第三章“故事说明”、第四章“对于人物的认识”、第五章“人物的描写”、第六章“故事的讲出”、第七章“清楚与动人”、第八章“材料的收集”。统而言之，《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的内容涵括以下三大方面：写剧的目的、故事的讲述、人物的描写。
第一节 目的：为什么写剧
通常来说，人们做一件事情之前，总是要先解决为什么而做的问题，接下来才会探讨如何去做的方法。前者就是所谓的目的，目的明确了，方法也才会具体。电影剧本的创作亦是如此。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洪深在《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讨论“为什么写剧”这一问题。电影也好，戏剧也罢，都属于艺术范畴。在洪深看来，纵观人类艺术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的艺术，在起头时候，都是实际地于人类的生活有帮助的”。至于那些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是不长进的。这是通过回顾艺术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的事实，那么，当前的情况又如何呢？洪深认为，现下摆在我们眼前的，有两个世界、两个制度、两个文化，一种是代表旧的，和过去的一切习惯、组织、思想是深深地纠结着的，这一种是封建的、迷信的、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的、保守的、混乱的；另一种是想从“旧的”里挣脱的，向着“新的”伸展的，精神勃发地生长着的，这一种是革命的、合理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集团合作的、科学的。而当前是一个剧烈改革的时代，一个比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张的时代。农村破产、都市衰落、帝国列强的侵略瓜分，这一切都使当前的中国人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难。这个背景下，具体到电影领域，观众的第一个要求便是“剧作者帮助他们解答目前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问题”，也就是说，观众要求剧作者所回答的东西对他们切实有益。除此之外，观众还有第二个要求，即“他们要求作者所举的事实，都靠得住”。观众的这两个要求，其实是需要剧作者解决的两个问题，即前者是“现实性”问题，后者是“真实性”问题。总起来说，聚焦于一点，即剧作者所说的“事实的靠得住与否”。洪深认为，这需要经过两种考验，一是这件事实是不是真实生活中可以有的；二是这件事实是不是曾经根据正确的观点解释过。经受得起这两种考验，就是真实的，反之，则为不真实。如果观众发现剧作者所讲的故事是虚假的，那么，他们会十分愤怒。这个背景下，真实对于电影创作的重要性变得不言而自明。既然真实性如此重要，那么，剧作者如何做到他所描写的故事，尤其是那些他们不曾亲身经历的事实具有真实性呢？洪深认为，这就需要剧作者从以下两个步骤着力，第一步是“有目的观察和调查”生活，了解事实；第二步是，通过他的理解和哲学，“把调查的事实化为他个人的经验”。即第一步是通过观察生活获得资料，第二步通过个人哲学过滤资料。
经过了以上两步，那些即便是剧作者不曾亲身经历的事实也可以成为其生活经验了。质言之，经过以上两步，剧作者方才具备了上述的观众的两种要求。如洪深所言：
剧本所解答的，是现代生活中的问题，剧中所采用的，又是
靠得住的事实，这样一个剧本，是剧作者应当编写，也是观众们
真实希冀的，能够写成，最好没有了。
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不能完全对等。因为在真正的创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迷途。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类，一类只负责“科学的客观”地提出问题，但不负责表达主观态度，即所谓的“旧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一类则是“专为迎合一般观众的心理，亟欲逃避他们的实际所过的生活，而去精神地阅历一种比较理想的生活的”。这类的剧作者有态度，但所提出的问题则不现实，给观众所提供的只是一种“麻醉剂”，说到底是对真实生活的逃避。一类是写历史剧，此类剧作者通常也会表达主观态度，但如洪深所言，“写历史剧，剧作者在表面上可以显得是十分诚恳，而因剧中所描写的问题与现代生活无关，所采用的证据又不十分可靠，他可以舒舒服服地逃避对时代说话的困难，而去随意地麻醉观众了”。很明显，这一类给观众带来的依然是“麻醉剂”。一类专门描写“人类生成的弱点，或人类永久的性格”，在洪深看来，这同样是错误的，因为“性格是随时代背景而改移的”，说到底，这同样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一类是只注重写“自然人”，而忽略“社会人”，这种不从现实生活的“人和环境的关系”着力的做法，洪深认为，同样不可取，同样是对现实的逃避。一类以猎奇的心态，专注对“特异的事情”的描写，以引起观众的好奇心。对于这一类，他同样给予了批评：“人生的事情，对于一个两个发生的，不如那些对于大多人发生的，富于现实性”，“太注重了特异与例外，自然便放松了一般与普遍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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