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1894-1955),江苏武进入,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后转入哈佛大学,师从当时著名的戏剧理论家贝克,学习戏剧与文学。1922年回国,创作《赵阎王》《少奶奶的扇子》等话剧。不久,又加入电影公司,在从事电影创作的同时,还进行电影研究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电影的学术论著。这当中就包括《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该书于1935年由正中书局出版,全书共八万多字,除了“编剧二十八问”之外,还有八章内容:第一章“作者与观众”、第二章“为什么写剧”、第三章“故事说明”、第四章“对于人物的认识”、第五章“人物的描写”、第六章“故事的讲出”、第七章“清楚与动人”、第八章“材料的收集”。统而言之,《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的内容涵括以下三大方面:写剧的目的、故事的讲述、人物的描写。
第一节 目的:为什么写剧
通常来说,人们做一件事情之前,总是要先解决为什么而做的问题,接下来才会探讨如何去做的方法。前者就是所谓的目的,目的明确了,方法也才会具体。电影剧本的创作亦是如此。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洪深在《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讨论“为什么写剧”这一问题。电影也好,戏剧也罢,都属于艺术范畴。在洪深看来,纵观人类艺术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的艺术,在起头时候,都是实际地于人类的生活有帮助的”。至于那些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是不长进的。这是通过回顾艺术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的事实,那么,当前的情况又如何呢?洪深认为,现下摆在我们眼前的,有两个世界、两个制度、两个文化,一种是代表旧的,和过去的一切习惯、组织、思想是深深地纠结着的,这一种是封建的、迷信的、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的、保守的、混乱的;另一种是想从“旧的”里挣脱的,向着“新的”伸展的,精神勃发地生长着的,这一种是革命的、合理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集团合作的、科学的。而当前是一个剧烈改革的时代,一个比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张的时代。农村破产、都市衰落、帝国列强的侵略瓜分,这一切都使当前的中国人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难。这个背景下,具体到电影领域,观众的第一个要求便是“剧作者帮助他们解答目前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问题”,也就是说,观众要求剧作者所回答的东西对他们切实有益。除此之外,观众还有第二个要求,即“他们要求作者所举的事实,都靠得住”。观众的这两个要求,其实是需要剧作者解决的两个问题,即前者是“现实性”问题,后者是“真实性”问题。总起来说,聚焦于一点,即剧作者所说的“事实的靠得住与否”。洪深认为,这需要经过两种考验,一是这件事实是不是真实生活中可以有的;二是这件事实是不是曾经根据正确的观点解释过。经受得起这两种考验,就是真实的,反之,则为不真实。如果观众发现剧作者所讲的故事是虚假的,那么,他们会十分愤怒。这个背景下,真实对于电影创作的重要性变得不言而自明。既然真实性如此重要,那么,剧作者如何做到他所描写的故事,尤其是那些他们不曾亲身经历的事实具有真实性呢?洪深认为,这就需要剧作者从以下两个步骤着力,第一步是“有目的观察和调查”生活,了解事实;第二步是,通过他的理解和哲学,“把调查的事实化为他个人的经验”。即第一步是通过观察生活获得资料,第二步通过个人哲学过滤资料。
经过了以上两步,那些即便是剧作者不曾亲身经历的事实也可以成为其生活经验了。质言之,经过以上两步,剧作者方才具备了上述的观众的两种要求。如洪深所言:
剧本所解答的,是现代生活中的问题,剧中所采用的,又是
靠得住的事实,这样一个剧本,是剧作者应当编写,也是观众们
真实希冀的,能够写成,最好没有了。
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不能完全对等。因为在真正的创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迷途。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类,一类只负责“科学的客观”地提出问题,但不负责表达主观态度,即所谓的“旧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一类则是“专为迎合一般观众的心理,亟欲逃避他们的实际所过的生活,而去精神地阅历一种比较理想的生活的”。这类的剧作者有态度,但所提出的问题则不现实,给观众所提供的只是一种“麻醉剂”,说到底是对真实生活的逃避。一类是写历史剧,此类剧作者通常也会表达主观态度,但如洪深所言,“写历史剧,剧作者在表面上可以显得是十分诚恳,而因剧中所描写的问题与现代生活无关,所采用的证据又不十分可靠,他可以舒舒服服地逃避对时代说话的困难,而去随意地麻醉观众了”。很明显,这一类给观众带来的依然是“麻醉剂”。一类专门描写“人类生成的弱点,或人类永久的性格”,在洪深看来,这同样是错误的,因为“性格是随时代背景而改移的”,说到底,这同样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一类是只注重写“自然人”,而忽略“社会人”,这种不从现实生活的“人和环境的关系”着力的做法,洪深认为,同样不可取,同样是对现实的逃避。一类以猎奇的心态,专注对“特异的事情”的描写,以引起观众的好奇心。对于这一类,他同样给予了批评:“人生的事情,对于一个两个发生的,不如那些对于大多人发生的,富于现实性”,“太注重了特异与例外,自然便放松了一般与普遍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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