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义的现代诗歌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从前期对语体、诗体的革新到后期对人本和诗本的质疑与重建，经历了伴随断裂、混乱、失语的数次转向和内在换幕，并与特定的历史、人文的宏大语境缠裹在一起。这无疑使这一历史演进过程更显艰难和含混。现在看来，那种带有断裂意味的所谓划时代“转折”并不十分可靠，至少它缺乏从更高层面上深化、融通的必要“转换”——复合性的、包容性的、建构性的、具有互动自由度的转向与内在生成。因而，诸如对二十世纪初叶从语体到诗体的革新所造成的断层进行质疑与反思的声音，一再出现在相对沉寂的诗歌理论界。但两种对抗的声音依然让我感到恍惚、茫然。历史也许注定要停下来对思考进行再思考。
艺术或诗歌似乎在进入现代主义阶段后，其嬗变、更替的速度明显加快，颠覆性、极端性和实验性成为诗歌流派和诗人写作的重要特征。而反向化，不仅成为现代诗歌流派的内在走势和鲜明标记，而且逐步积淀成产生所谓先锋性诗歌及其诗观的惯用思维模式。这是一个充满碰撞、激变同时又充满混沌、困惑的年代。不可否认，中国现代新诗在二十世纪的几度活跃和勃发都与“反向化”有着重要关系。显然，这与古典时代诗歌的由自然顺延、承续所造成的某种停滞、僵持形成了强烈反差。置身于历史、生存、文化、本体和语言多重交叉点上的中国现代诗人，似乎注定要在相互对峙的诸多夹缝中同时也在更深层面、更自由的维度上探寻、拓展可能的生长空间。可以说，反向化所内含的反叛、颠覆、否定的革命性动机是无可置疑的。但反向之途所连带的某种迷乱、含混又使它处在待清理、待追究的状态之中。
由此看来，辨析上述“反”型思维或反向过程所显形从而必须首先加以抽出、界定的两个含混的词是：反向性和反向化。
反向性是指在真正反题的意义上具有一定建构内涵的否定性，或者说是在黑格尔所谓“规定是被视为肯定的否定”的意义上的否定性。而反向化，在我看来，是指逆向而行的思考行为、姿态及表层命题方式。因而，反向化过程存在两种可能：反向性内存的形成和徒具其表的批判或策略性姿态的闪现。也即说，并非所有的反向化都必然导致反向性，并非所有以“反”字打头的旗号、宣言都具有触及根蒂的批判性意义。必须指出，反向是就其主要、激进的向度而言的，若从实存的差异性角度和诸种“反向”之间的关系看，反向即是异向、异端。因为它不一定非得在极端对峙的向度上才能实现自身。它是在相引相斥的不规则“力场”中所形成的犬牙交错的不规则指向。
现代诗史表明，反向化难以一次性生成反向性，往往需要持续的转换、变构才能敞露它的亮光。例如，从未来主义到达达主义，其激烈的反叛性是相呼应、贯通的。前者宣告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后者则宣称指导其行动的原则的确是“破坏一切”。只有当达达主义发展成超现实主义时，真正具有独立诗学意义的反向性才得以成形，并在实际的文本写作中具有可操作性从而结出相应的果实。反向化，哪怕是夸张的、带点自欺性的反向化，比之固步自封的闭锁与顺延要强得多。它的意义同时显示它的局囿：它若仅止于此而不被进一步变构，那它只能留下稗谷和泡沫而已。
在第三代诗歌时期，我们听到了某种达达主义嚎叫的回音，它们曾被称为“一场屁股对抗脑袋的运动”。与此同时，诗坛上形成了罕见的“反”旗飘飘的强劲声势：从反文化、反传统、反语言到反崇高、反英雄、反价值，从反真实、反抒情、反变形到反意象、反形式、反风格，从反和谐、反对称、反完整到反优美、反结构、反深度等，犹如从大到小、圆圈密集的弹靶。不想朝这个“靶子”打上几枪的人大约很少，而扛着“靶子”作为前倾姿态招惹人注意更成为一种写作策略。在这个混沌、尖利、潮汐叠涌的“反向”年代，诗人们的脑袋仿佛注定要倒挂在悬崖的树上，逆着风思考与呐喊。一方面，从这些“反穿羊皮”的叛者旗号上可以感受到其“不可遏止的批判激情”（蓝马：《前文化导言》）和某种契合诗之本体自律的合理成分．使诗之疆界在放纵写作中骤然扩张；另一方面，这些“反”论几乎都带有突围者“饥”不择“路”的惶急、梦游者无界可止的谵妄和虚脱者的先天贫血。一方面，固有艺术观念、价值尺度的动摇给反向者带来自由身份的确立和多元选择的可能；另一方面，反向性内质的不足，又使这种自由呈现为精神悬浮和价值失重状态，使进入写作过程的“那只手”失去控制。一方面，针对汉诗自身传统定势和局囿的颠覆与重构（如反意象、反抒情等）成为现代汉诗历史进程的有力推进剂；另一方面，拆除深度模式的“平面化”在对集体性文化深度揭蔽的过程中也将个人性精神深度连根铲除，使现代诗歌处于“发育不良”状态。
进一层说，第三代诗歌是在渐渐摆脱最初的尖狭、浮躁后进入一个相对开阔、内蕴更大可能性的疆域。那些多少有点夸张的反向化姿态，在冷静的自为诗人的写作中已透露出反向性的锋芒。从一个更大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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