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琨，译者。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在读，研究文学中的种族意象、黑人理论、亚非文化连结。译有塞蒂亚·哈特曼《维纳斯双幕剧》。

文字工作是崇高的，她想，因为它是创造性的。它所创造的意义捍卫了我们的差异，我们作为人类的差异—我们有别于其他生命的所在。

我们会死。这也许就是生命的意义。但我们创造了语言。这也许就是衡量我们生命的尺度。

“从前……”来访者向老妇人提了一个问题。这些孩子，他们是谁？他们如何理解这次相遇？他们在最后的“鸟儿在你们手中”那句话里听见了什么？那句话是指向了某种可能性，还是落下了门闩？也许孩子们听见的是：“这不是我的问题。我老了，是个女性，黑皮肤，盲眼。我现有的智慧便是知道我帮不到你们。语言的未来在于你们。”

他们站在那儿。假设他们手中其实什么都没有。假设这次来访只是一个花招、一个诡计，让他们得以与人交谈，受到以前从未有过的认真对待。一个机会，去打断、去冒犯成人世界话语里那些所谓关于他们、为了他们，却从不与他们对话的乌烟瘴气。一些问题急待解决，包括他们已经问过的那个问题：“我们手中的鸟儿是活的还是死的？”或许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完全不带任何花招，也并不愚蠢。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值得一位智者的关注—一位长者的关注。如果经历过生命也面对过死亡的年长智者都无法解释生死，谁又可以呢？

但她没有解答。她保守着她的秘密，维护着她的形象，继续着她那警言般的声明，她那不许诺的艺术。她保持距离，筑起高墙，退回那遗世独立的隔绝中，回到那老练世故、享有特权的空间。

她把发言权转让给年轻人，之后便一言不发。这种沉默如此深沉，甚于她话中的一切含义。它令人不寒而栗，而孩子们被惹恼了，当场编了一些话来填补这种沉默。

“难道你就没有什么长篇大论，”他们问她，“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好让我们冲破你的败绩；冲破你刚才对我们的说教—那根本不是教育，因为我们听你说话的同时，还密切留意着你的所作所为；冲破你在慷慨与智慧之间筑起的壁垒。“我们手中没有鸟儿，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只有你我之间这个重要的问题。难道你连思考或猜测我们手中是否空无一物都不情愿吗？难道你不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语言没有深意却充满魔力？有时你话说出口，却词不达意。有时想象力驱使你去寻觅的东西并不可见。有时你苦苦追问，对答案的渴求燃烧得如此炽烈，却因一无所知而愤怒地颤抖。

“你们曾作为主人公为之奋斗并最终输掉的战斗，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有你们曾经的幻想，我们真的要从那场战斗开始觉醒吗？你的回答很巧妙，但正是这种巧妙让我们感到尴尬，也应该令你难堪。你的回答显得沾沾自喜，并不体面。如果我们手中什么都没有，它不过就是一个给电视节目准备的毫无意义的剧本。

“为什么你不伸出手来，用你柔软的手指触摸我们，在了解我们之前，先收起那些只言片语和训诫？你就那么鄙视我们的把戏、我们的行为方式，看不出我们对于如何引起你的注意感到困惑？我们还年轻，不成熟。在我们短暂的生命中，人们不断教导我们要负起责任。可责任在这个已成为灾难的世界里又意味着什么？就像一位诗人说的，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什么需要被揭露，因为一切已然明目张胆’。我们所继承的是一种侮辱。你想让我们拥有你那双苍老而空洞的双眼，只能看到残酷和平庸。你认为我们会蠢到一次又一次地为国家民族的虚构做伪证？你怎么敢对已深陷于你们过去毒沼中的我们提‘责任’二字？

“你轻视我们，也轻视我们手中不存在的鸟儿。难道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相应的语境吗？没有什么歌曲、文学作品、饱含营养的诗篇或是与经验相连的历史可以传递给我们，来让我们变得坚强？你是一个成年人。年长、有智慧的成年人。别只顾及你的面子了。想想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你独特的世界。编一个故事吧。叙事是激进的，在它被创造的瞬间也创造着我们。如果你心有余却力不足；如果你的话语由爱点燃，在火焰中坍塌，只留下灼后的烫伤；又或者，它像外科医生的双手一样谨慎，只在鲜血可能涌出的地方缝合，我们都不会责怪你。我们明白你不能一劳永逸地做到尽善尽美。热情远远不够，技巧也是一样。但请试一试。为了我们也为了你，忘掉你街头巷尾的名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对你来说是怎样的，无论在黑暗的角落还是光明之所。别告诉我们该相信什么，该恐惧什么。向我们展示信仰宽阔的裙边，松开包裹恐惧的兜帽的针脚。你，老妇人，失明是你的福分，你可以通过语言告诉我们只有用语言才能做到的事：如何看见无形之物。只有语言能保护我们免于那些无名之物的恐惧。语言本身就是沉思。

“告诉我们身为女性是怎样的，好让我们明白做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是谁在边缘移动。离开熟悉的地方四处漂泊，在此处无家可归是什么感受，生活在你不被接纳的城镇边缘是什么感受。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

宣叙调

在黑暗中游戏

他者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