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坚学者力作：
作者为文学史家陈平原、汉学家瓦格纳弟子，北大本硕博，多年专注于文体研究，作为新一代中坚学者在学术界广受认可。
2.文体研究新方向：
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经典样式，譬如周作人“直致的白话文”、鲁迅中西合璧的小说文体等，皆是以翻译或广义的翻译为途径的跨文化协商的产物。
3.跨文化视野：
将跨文化视野带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翻译学/史的角度进入，路径很有特色。
4.学术功底深厚：
作者兼北大、海德堡、新加坡多重教育背景，学术功底深厚，论述有理有据，新见迭出。
第一章 导论：翻译与跨文化的文体协商
认为家乡甜蜜的人是幸福的，而四海为家者才是强大的，但把整个世界作为流放地的人才是真正完美的。
——休格（Hugh of St Victor）：
《研读三术（三）》（Didascalicon III）
鸠摩罗什与僧睿论及佛典翻译，有一段颇具理论意味的经验之谈：
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
在鸠摩罗什看来，梵文佛经中的偈颂，与古印度极为重视音乐性的语言、文化和礼俗制度有密切关系，但经“改梵为秦”的翻译后，其体式很难在汉文中得到原原本本的呈现。这一“虽得大意，殊隔文体”的结果，成为佛典翻译中难以释怀的憾事。
鸠摩罗什之叹，千载而下，仍然不断引发译者的戚戚共鸣。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第一条即揭橥“译事三难：信、达、雅”，由此起兴，并引“什法师”的“学我者病”，来为《天演论》的翻译策略——“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郑重辩解。1908年，苏曼殊在《文学因缘》的序言中，同样感叹梵文的“八转十罗，微妙傀琦”难以在其他语言中如实再现，并称“文章构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粤木棉素馨，迁地弗为良，况诗歌之美，在于节族长短之间，虑非译意所能尽也”，可谓是对鸠摩罗什的旷世相感。在晚清与苏曼殊过从甚密的周作人，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用白话翻译的古希腊诗人Theocritus的《牧歌第十》（Idyll10），在译诗题记中，他同样援引“什法师”这一“翻译如嚼饭哺人”的著名论述，为自己“不及原本”“不像汉文”的口语译诗“辩解（Apologia）”。周作人直接用希腊词汇“Apologia”作为题记的名称，Apologia源自苏格拉底被指控后的《申辩》，其词意即为辩解、自我辩护。不过，在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语境中，周作人将翻译的这两个缺点，转换成了“真翻译”的要素；而他的这篇译作，也通过对“原本”和“汉文”的双重疏离，为现代文学锻造出了一种全新的书写文体——“直致的白话文”。
翻译中的文体“殊隔”，从与原文对等的角度看，诚为憾事，但对译文及其文化系统而言，却未尝不是一种创造的契机。佛典翻译曾对六朝文体以及此后中国文章的声律、骈散，乃至弹词、章回小说的体式皆有重大影响。鸠摩罗什虽然感叹在汉文中无法再现梵文偈颂的体式之美，但他的“有天然西域之语趣”的译品，却为六朝文学孕育出一种“中外醇化之新文体”，梁启超称赞他“不特为我思想界辟一新天地，即文学界之影响亦至巨焉”。1937年，周作人拟在北京大学开设“佛经文学”课程，其课程纲要也高度评价了鸠摩罗什引领的六朝译经文体： “汉末译文模仿诸子，别无新意味，唐代又以求信故，质胜于文，唯六朝所译，能运用当时文调，加以变化，于普通骈体散文外，造出一种新体制，其影响于后来文章者亦非浅鲜。”如果我们不是将翻译的目标仅仅设定为对原文的再造，而是——借用法国学者贝尔曼（Antoine Berman）的说法——要“在书写层面建立起同他者的某种关系，借助‘异’的力量来丰富自身”，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因不同语言、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差异而造成的文体“殊隔”，就不必视为遗憾，而恰恰可以理解为一种借助他者的力量来丰富自身的跨文化创造的契机。以《文心雕龙》《洛阳伽蓝记》为代表的六朝散文，之所以被誉为“质雅可诵”、“千古独绝”，并从清代后期一直到民国时期皆备受推崇，无疑与佛典翻译对六朝文体的改造以及它所抻开的文体融合与创造的空间，有莫大关系。
晚清以降，域外文学和著述的译介，同样深刻介入了现代文学与文体的塑造。翻译不仅催生了新的思想、文化与文学观念，同时也在文体层面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持续“写入”：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到“欧化”的白话文，从戏剧、新诗的体式到“美文”“短篇小说”的体裁，现代文学从修辞、风格的转变到文类、体系的创生，可以说都离不开以翻译为媒介的跨文化创造。本书想要集中探讨的，正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翻译与跨文化实践中，包括“小说”、“短篇小说”、“自由诗”、“白话文”、“自由间接引语”、“意识流”手法等在内的对现代文学起着关键作用的文体，在跨越不同文化边界时所发生的冲突、融合与变形的协商过程。
如同语言深深植根于历史与文化，文体也同样与特定社会中的文学传统、文化制度密切相连，它是形式与社会的中介物。譬如，印度佛经中的偈颂体式，即如鸠摩罗什所云，与“天竺国俗”中注重音乐性的语言以及“觐国王”与“见佛”的礼俗制度，密不可分；换言之，“偈颂”这一文体，可以说是天竺独特的文教习俗折射在佛经中的样式。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文体绝非一个透明的因素。翻译中的文体纠葛与协商，折射出的是不同语言和社会中的文学传统、文化制度之间深刻的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差异。本书通过勘探晚清民国时期翻译与跨文化的文体协商的历史，试图以一种空间的、“横截面”的方式来呈现中国现代文学的生长及其内在机制，并希望透过文体的形式协商，来探测现代中国这一历史转型期的文化、制度与社会的深广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