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风》是一本关于温州的人文MOOK，刊名沿用民国时期由刘绍宽、王理孚、黄式苏、高谊、梅冷生、陈仲陶、池志澂、林损、夏承焘等人编辑出版的文化刊物。一年两集，秉承可读可靠、新史料新史观、地方角度全国视野的编辑理念，颇受好评。
本集缅怀栏目一组是为纪念新近去世的语言学家温端政先生。专题一组为瓯江诗路特写，作者分别实地考察潘耒、孟浩然等人雁荡、温州诗踪，还有一篇是古道行记，三篇文章以轻松的笔调写历史，颇具可读性。文论栏目有关谢灵运两篇，也有新视角，新发现，可视为诗路专题的延续。记忆栏目尤推陈增杰、陈文辉两位文章，两代学人自传，富有启迪。
语汇研究的开拓者
——怀念温端政先生
乔 永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下班刚回到家，看到周洪波总编辑在微信上告知温端政先生去世了。接着就收到马志伟、安志伟两位学长的微信。仲春季节，京城疫情信息漫天，悲上加悲。看到去年在馆里曹先擢先生追思会上温先生亲手送我他签名的新作《语汇答问》，睹物思人，悲从中来，沉浸在莫名的悲哀中。
在商务印书馆十七八年的工作时光，温先生和曹先擢先生一样，都是我们辞书编纂的老师和引路人。由于语汇和语汇学的缘故，我们走到了一起。温先生的音容笑貌浮现在眼前，一件件往事萦绕在脑海中。不敢回忆，不敢动笔，不愿接受先生去世的事实。
我认识温端政先生的时间并不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温先生主编《语文研究》的时候，我还是新疆大学一个青涩的汉语史专业研究生，还在接受学术研究的训练，对这些学术刊物的主编，心生仰慕。
二〇〇三年，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责编的第一本书是《南大语言学》第一编，其中，收录了温先生写的回忆北大袁家骅先生的文章《难忘恩师慈父情——谨以此文纪念袁家骅先生百年诞辰》。通过这篇文章，我对温先生的学术经历有了一点了解。我初做编辑的一段时间里，主要负责《汉语学报》《古汉语研究》等一些语言学著作和语言学期刊的选题，配合周总的商务语言学期刊方阵建设。这时的工作内容才与《语文研究》有了一些交集，也有了机会向温先生请教。
二〇〇四年夏天，在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召开“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温先生专程从太原赶来。会议在中国社科院会议厅举行。会议间隙我跟温先生做了短暂的交流。他知道了我的硕士导师是杨晓敏先生，说在北大读书时有印象，很高兴。温先生要到王府井商务印书馆看刘玲老师和马志伟老师讨论他的书稿《汉语语汇学》，我就陪他一起走，边走边谈。我才知道了熟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与语汇和语汇学的关系，知道了《汉语语汇学》这本书。温先生平易近人，说着既不是温州音，也不是山西音的普通话，令人亲切。这一天，我们俩一见如故，谈方言，谈成语，一个年轻的编辑心里充满了敬意。
和温先生再次相见，是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香山学术研讨会上。会上，温先生做了《现汉》收录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语汇的发言。这次会议温先生带来了《语文研究》时任主编吴建生女士，与周总和我一起，探讨《语文研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合作事宜。这件事由于刊物终审权的问题没有谈拢，《语文研究》没有加入到商务印书馆期刊方阵的大家庭，成为温先生和我们共同的遗憾。
记得会议结束前，我们一群人还一起参观了双清别墅。温先生一路上鼓励我转向成语、谚语、惯用语的语汇学研究，认为语汇学研究大有前途。我当时还是语汇研究的门外汉，温先生送我了好几本他编的书。当时，马志伟老师也热情地提携我，让我参与和他一起责编了温先生的《新华惯用语词典》《新华歇后语词典》两本辞书。这两本书的编辑加工，引导我走上了辞书编纂编辑的道路，也为我后来做《辞源》修订打下了基础。
与温先生联系密切，打交道多起来是在二〇〇六年初，得益于和马志伟老师一起参与《新华语典》编纂的几年时间里。
二〇〇六年初，周总决定编纂《新华语典》，成立项目组，马志伟老师负责，我忝列其中，参与这个项目。为了尽快熟悉《新华语典》工作，我在读书外，经常找温先生请教问题，有关《新华语典》编写中遇到的具体事，如收词词目问题、体例问题、引书格式问题。我记得我把编写《新华成语大词典》时关于收词词目写的一篇《成语鉴别与成语词典收词标准的量化定性研究》一文送给他看，我归纳出成语的基本特性:A.词组性;B.凝固性;C.骈偶性;D.潜意性;E.典雅性;F.历史性;G.习用性等七大特点，对辞书成语词目收录审检采用量化定性方法，凡有五性即可收录。温先生很赞赏，看完就推荐发表在了《语文研究》二〇〇六年第四期上，使我受到了极大鼓舞。
二〇〇七年初，为了配合《新华语典》编纂的启动和语汇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温先生与周总商量由山西社科院语言所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全国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一届“全国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在太原如期召开，吸引了科研院所和出版界一大批语汇研究爱好者，北大、语言所词典室，还有商务、上海辞书出版社等近百名专家济济一堂，交流论文八十余篇。第一届研讨会江蓝生学部委员写了贺词，韩敬体、晁继周、程荣、李志江、苏宝荣、周荐等词汇研究专家亲临会场。这个研讨会在温先生和周总的呵护下，成为了全国性的语汇研究学术活动，两年一届。会后商务都出版一本《汉语语汇学研究》会议论文集。后来研讨会在温州、杭州、天水、呼和浩特、忻州等举办，迄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为语汇学学科的发展和语汇类辞书编纂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
跟会议同步的商务的《新华语典》项目也启动了，大家都很高兴。在温先生的带领下，编写项目组以后也经常开会了。由于我负责会议的联络，和编纂《新华语典》的一些具体工作，和温先生打交道的机会多了起来。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六日，春节刚过，温先生又在太原召开了《新华语典》第二次编写会，推进编写工作。周总、马志伟老师和我都参加了。山西社科院吴建生、巫建英、马启红、李淑珍、刘嵚、傅朝阳、张光明、张梅梅、范瑞婷、赵树婷、王跟国、李文华、袁圣敏、周涛、柳长江、王海静、周文芳、马臻荣、辛菊、温朔彬等作者参加。会上，温先生对《新华语典》编写体例、样稿和编写细则做了说明，相较以前有较大修改。他还把《新华语典》XYZ三个字母的成语部分交给我编写。为了提高编写质量，温先生指出“编写语典，不仅需要包括语汇学在内的语言学方面知识，也需要辞书学方面的知识”。温先生注重编写实践与理论学习双提高。
温先生是学识渊博、头脑清晰的学者，而且善于做实际工作。他调查方言和编纂辞书都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勤奋工作，给项目组其他成员做出表率。编纂《新华语典》，温先生什么事都亲力亲为，设计体例、编写样条、修改试写稿，甚至安排进度。形成选题思路，如《新华语典》试编的样稿，温先生二〇〇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初稿，二〇〇七年六月一日修改，十月二十四日再改，十二月二十八日再改，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五日修改，一月二十七日又改，经历了六次改动，最终定稿。再例如，温先生安排《新华语典》项目组的编写进度：在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前完成初稿，二〇〇九年一至三月为各组初审时间，四至七月为统编定稿时间。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温州大学召开的第二届语汇学会议上，温先生主持研讨编纂方案、体例和样稿等，对有些样稿做了点评。作为主编，他的以身作则树立了榜样，给了我们项目组成员极大的鼓舞。
《新华语典》的有些问题他也与我们共同探讨，而且善于听取我们的建议。如关于例句出处问题，关于引例句还是自编例句问题等。和温先生成为忘年交，是二〇一〇年夏天陪曹先擢先生夫妇去山西太原参加温先生发起召开的语汇学会议。在太原的几天时间里，我们朝夕相处，听他和曹先生谈辞书，谈语汇，谈他们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趣事。返回北京时，温先生派他的女儿温朔彬和我一起送曹先生回家。曹先生和师母过意不去，一定请我们在方庄的便宜坊吃了一顿饭。
温先生一直对我的《新华语典》XYZ字母成语的编写很关心，十几万字，我也忙里偷闲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完成。我每次请教或向他征求意见，他都尽可能地解答或给我解决办法。每当完成了部分内容后，我向他汇报时，他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虽然现在我知道，因为编辑工作繁重，业余时间赶出来的稿子，我做得并不是很好，不能令人满意，只是温先生奖掖后学，不愿意打击我罢了，他在释义、例句上帮我改动了很多。
温先生在我馆出版了很多学术著作和辞书，也出了好几本他主编的书。从最早的语文知识丛书《惯用语》《歇后语》，到后来的《汉语语汇学》《汉语语汇学教程》、《汉语语汇研究史》（与温朔彬合著），他的《新华惯用语词典》《新华歇后语词典》《新华语典》都是我馆的长销书。我责编的几本《汉语语汇学研究》，是每届语汇学会议的论文集，从挑选论文到编辑修改，他都花了很多心血。《汉语语汇研究史》从选题立项，到成稿，到编辑加工，到最后出版，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对有些材料的核实、评价，我们都讨论很多次。温先生勤奋、睿智，对语汇事业的执着，时时感动着我。
我也由于责编了温先生的语汇辞书、语汇专著和语汇学研究论文集，受益匪浅。温先生强调语词分立，三次撰文讨论语词分立问题，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在我们的交谈中，多次提到编纂语典的意义。希望《新华语典》像《新华字典》《新华词典》一样，成为一个品牌。温先生要我做好对《新华语典》的编纂过程、意义及编写经验的总结和研究。温先生总是说，你有这个条件。我每次参加语汇学的会议论文，他都亲自看，提出他的意见，让我做好新的条件下《新华语典》的编纂工作。二〇〇九年底，他写了《语汇研究与语典编纂》《新华语典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仍然强调这一点，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和支持。
后来，由于做《辞源》第三版修订的缘故，与温先生联系渐少。但每次有语汇学的会议，温先生都会亲自给我发邮件。会上见到了馆里的同事，他都会问起我的近况。只要他来北京，一定要跟我联系，问我在不在北京，能否见上一面。每次在松鹤大饭店的房间里谈到很晚，每次我都有新的认识新的提高，我对先生崇敬的心情都油然而生。
二〇一五年夏，我收到了温先生寄来的他的《回首人生》打印稿。记得是在东城和平里《辞源》项目组办公处，一年中最热的一个日子里，我一口气读完了全部内容，仿佛与温先生面对面聊天，娓娓道来。回首“少年时代”、回首“北大四年”两节最令人感慨动容。二〇一七年八月，收到温先生给周总和我寄来的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回首人生》。一代学人的艰辛跋涉，学术路上耕耘的幸福令人百感交集。感恩生活，一生曲折又百折不挠，是温先生这本书留给我们的财富。而二〇一六年初，我的小书《辞源史论》出版后，我也第一时间寄给了温先生，算是对这几年工作的总结，一起向他老人家汇报。
最后一次见到温先生是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在商务印书馆“君子襟怀，长者风范”——曹先擢先生的追思会上。温先生已是八十八岁高龄，不辞劳顿，追忆了与曹先生相识相知的一生。会后，温先生抓着我的手，说语汇研究这十几年的发展，你是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你还要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以后你一定回归到这个队伍中来。还跟我约定了在暑假的忻州语汇学会议上见，可惜我还是没能参加这次会议，辜负了温先生的希望。
《新华语典》在对“语”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在对“语”进行全面、科学界定的前提下收条立目，改变了过去语类辞书收条混乱的现象，具有科学性。《新华语典》编纂的几年时间里，温先生为山西社科院语言所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辞书研究者和作者。他们是幸运的。而作为语典的责任编辑和作者，我也因此能经常向温先生学习，汇报我的编写进程和遇到的困难，听取他对编写、编辑工作的意见而增长了才干，我也是幸运的。我很遗憾，由于《辞源》修订任务繁重，《语典》最后的责编工作没有坚持到底。《新华语典》后来的编辑加工，马志伟、陈玉庆两位老师做了很多工作。我要感谢的是，《语典》这些年这些成绩的取得，每位作者和编辑，我们每个人的进步，都与温先生一直以来的指导和鼓励分不开的。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新华语典》出版，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肯定，奠定了《语典》三分天下的地位。
二〇一九年九月去温州参加《温州话词典》编写会，还和温州的朋友们谈起，编好以后请温先生审审稿，提提意见，不意竟成遗憾。
温先生与世长辞了，他的音容笑貌还留在我们的脑海中。商务印书馆失去了一位好作者，语汇学研究失去了一位领头人，我们年轻的编辑们也失去一位好老师。温先生开拓的语汇学研究和语汇辞书编纂事业，必将长存于世，我们也还要继续做下去。作为老一代辞书人，温先生一生给商务、给社会留下了丰富的辞书编纂经验和知识积累，我们年轻的一辈辞书人只有做好辞书的编纂、修订和研究工作，薪火相传，作出更多的更好的语汇学辞书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才能告慰温先生在天之灵。
疫情严重，家国有难，呜呼哀哉。温先生语汇的研究和语汇类辞书编纂的成果，无疑会影响几代学人。温先生一生勤勤恳恳、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和踏实肯干的编纂精神，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对语词分立的研究和字、词、语鼎立的汉语语汇学研究影响也是深远的。作为语汇研究的开拓者，温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三寸气在千般用”，这是温先生在一次语典研讨会议上引用的话。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的心中，激励我不要懈怠，只争朝夕。温先生耄耋笔耕不辍，语汇研究编纂相长。温端政先生和曹先擢先生一样，像一座辞书史上的灯塔，指引着我们辞书人在辞书的海洋里继续前进。
温先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敬爱的温先生千古。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缅怀
语汇研究的开拓者
——怀念温端政先生 乔 永
清明节怀念温端政先生 安志伟
君子之交淡似水
——悼语言学家温端政先生 沈克成
难忘学人楷模 王小郴
专题
雁荡诗路上的一座丰碑
——潘耒和他的《雁山百咏》 陈瑞赞
孤帆天一涯
——孟浩然的温州之旅 南 航
风门岭古道 陈文苞
记忆
我的从学征程 陈增杰
离乡之路 陈文辉
“九山温中”内外 张鹤熊
“文革”前在北大的生活 王则楚
我寓言写作的启门人 马大正
追忆林斤澜先生 邹锡明
人物
殷汝骊记事 洪振宁
相怜至竟能相忆
—— 高二适与温州诗人的翰墨因缘 李廷华
听渠川忆早年旧事 曹凌云
序跋
《宋元明温州诗话》序 钱志熙
文论
符号与记忆：康乐风流千百年，永嘉山水传碧鲜 夏 妍
档案 朱希祖的《谢灵运年表》 陈一璐
南怀瑾研究
龙门道脉温州传
——从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述》说起 徐宏图 260
编后
倔强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