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村镇聚落空间转型重构背景
1.1 新时代聚落空间重构背景
1.1.1 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聚落重构新动力
国家乡村振兴全面推进，是基于我国现实发展情况，破解“三农”问题是其工作重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标志着城乡发展关系战略性转变（刘彦随，2018）。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分三步走：**步，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第二步，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三步，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至今，我国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全国乡村振兴进度已全面铺开，完成“三步走”的*个目标。在全国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之际，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三农”的工作重心已发生历史性转移，从过去“脱贫攻坚”迈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向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进发，乡村振兴进入新阶段，强调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持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于乡村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有了更高的要求。
从2018年起正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战略规划》）等众多规划与政策，逐步加强部署“三农”工作，将农村问题摆在了国家重要位置。其中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总体要求，并将“产业兴旺”摆在*位，既说明了解决农村产业问题是战略中的*要任务与工作重点，也预示着我国村庄农业转型发展将要进入关键时期，将要面临新机遇的到来。依据马斯洛需求理论，物质水平提高，村民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对血缘传统、精神价值、乡土文明更为注重，乡村的文明风貌随之提升。所以，产业发展推动乡村经济增长，村民收入提高生活更加富裕，村民对生活水平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于是更多资金涌入到乡村物质空间建设，人居环境变得更加生态宜居。而乡村产业的发展，无论是机械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的引入，还是加工运输等需求的丰富，抑或是休闲旅游功能的加入，都区别于以往的传统农业，原有的乡村空间结构、布局形态等都不能适应新的产业发展需求，从而导致当前我国乡村在自上而下的规划建设和自下而上的自主开发中不断解构、重组（吴丽萍，2017），促使我国村镇聚落发生重构以适应新的产业发展需求。
因此，在当下政策引导和现实需求之下，乡村空间重构速度和剧烈程度也区别于长久以来乡村聚落缓慢生长演变的过程，在此背景下，进一步研究探索产业发展转型与乡村聚落空间要素的发展对应关系和影响要素，成为关乎村镇聚落未来长远发展的重大命题，对推进乡村振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亟待深入探索与研究。
1.1.2 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聚落发展新要求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中国统计年鉴2020》相关数据，中国耕地面积为20.24亿亩1亩≈666.67m2。(2017年)，人均耕地面积为1.45亩，远远低于人均耕地世界平均水平（约为3亩）。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养活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然而，耕地资源仅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约8.6%，并且水资源、林地资源、草地资源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人均占有量。因此，我国传统农业面临的*大问题就是人口数量过多与农业资源配置紧张的问题。同时，在我国约14亿人口中，约36%的人口在农村，同时有80%的国土面积在农村，这个现实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发展是发展现代经济的必然趋势。从世界农业发展的角度看，农业升级是由规模化到产业化再到特色化的过程。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逐步推进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的规模化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的解放使这些国家进一步思考如何将*新科技和创意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将农产品变成消费品来提升农业的附加值。
自1982年中共中央制定了**个专门针对“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姜松，2014），党中央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和强化：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201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诸如“推动农村三产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要点。此外，2004～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出台支农、惠农的政策（表1-1），为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标志着我国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时期。表1-12004～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及农业发展主要目标年份农业发展主要目标主要措施2004增加农业投入，扩大农民就业，提升农民收入继续扶贫工作，重点建设粮食主产区，继续优化农业结构和市场，改善农民职业技能2005城乡统筹，保护耕地，强化农业基础，提升综合生产力与科创研发能力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推广农村土地承包政策2006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升农业转化能力农田标准化，提升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设置农业科研中心，完善农产品流通渠道，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2007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村教育卫生文化方面投入，农业信息化、生态化、功能多元化，发展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市场流通主体2008保障农产品供给，农民持续增收城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一体化布局，农业标准化，支持规模养殖2009农业经济平稳发展适当调节农产品价格，开展农产品布局规划，改造中低产田2010农村民生改善，需求扩大优化粮食品种结构，800个产粮大县建成商品粮基地，完善农村水电路气设施，建设林农合作社2011水利信息化、现代化，基本建成水资源保护体系，加强设施建设，水源水质提升新建农田灌溉区，治理重点旱涝区，水土流失防治，保护重要生态区2012继续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稳定增产整体推进示范县、示范产业园建设，新增补贴适当向规模农业地区倾斜，基本明晰产权，农技推广，增加供销网点2013构建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四化同步发展远洋渔业，农业物质装备优化，打造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商标，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集约化组织化经济，合作组织多样化，推进三资管理2014农业经营技术多样化，传统与现代农业相结合，资源保护与市场经济结合，可持续发展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增加“三农”投入，继续开展分子育种等新兴科技研发，优化物流体系，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征地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2015农业发展方式突破开展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发展特色种养业、规模化养殖业，打造****，发展乡村休闲产品2016发扬农业优势，农产品供给体系优化，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及休闲农业，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完善农田配套设施，提升农业企业集团的国际竞争力2017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构建三元种植结构，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牧场、现代化海洋牧场、农产品优势区，发展绿色产业、宜居宜业特色村镇2018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2025年贫困县全部摘帽，到2035年农业现代化基本完成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发展智慧农业、信息农业，特色农产品出口，保护生命共同体，开展田园建筑示范2019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2020年实现脱贫，并做好两者之间的衔接，到2020年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区域化整体建设、农业由增产变为提质，重要农产品保障，建设“四好农村路”，加大乡村规划覆盖2020全面完成脱贫任务，补齐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短板解决“三保障”问题，实现行政村通信网络普遍覆盖，保障供水饮水及治理污水，安排至少5%新增建设用地指标2021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21年巩固脱贫成果、建设1亿亩高标准农田。2025年农业现代化取得突破农产品品质提升、品牌打造，育繁推一体化，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全面促进农村消费，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资料来源：2004～202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
当前农业发展仍然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同时，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转型期（周尤正，2014），面对国内外不断变化的新环境，需要结合市场，打破资源约束。开展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对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技术升级，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1.3 城乡融合发展构建聚落空间新格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业不仅为人类供给了所需的食物来源，更为工业的壮大输送了大量的生产原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改革开放后，二元化的城乡分治体系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和冲突。工农业“剪刀差”“重城轻乡”的发展导向造成要素高速非农化，导致各类资源无法在城乡范围内进行合理分配，农业发展一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且已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具体表现在农村出现“空心村”现象、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方面。
“三农”问题是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全局稳定的战略性问题，城乡融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国家在不同时期，提出了由“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的动态演进解决方案（图1-1），随着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实施，中国正式进入城乡统筹时代。党的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发展”并从农村经济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民收入增加三方面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要求；十七大与十八大都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到十九大提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总体部署”，建立“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这些都为我国农业型村镇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体制保障，由此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从形成概念向可操作性实施逐步演变，其发展方向和实现途径越来越明晰。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城乡的差距在逐步地减小，城乡互动更加密切，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将基本打通，城乡生产要素将优化配置，双向流动将更加频繁（潘兵，2020）。“城乡融合”是将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社会交流、经济互动、空间衔接来进行城乡的深度融合和共同发展，在融合的过程中也要保留城乡各自的特色（杨志恒，2019），*后达到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平等享受基础设施的目标。未来需要依靠科技和制度创新繁荣农村经济，健全农业社会化的服务体系，促使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均衡配置，图1-1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理论发展沿革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从而依托新型城乡关系，形成空间的新格局。
1.2 村镇聚落相关研究进展
1.2.1 村镇聚落空间演进
关于村镇聚落空间演进的研究*早起源于乡村地理学领域，通过多种方法和技术的交叉运用，从不同视角出发获得了大量成果。近年来，乡村聚落空间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受到规划学界的重视，其研究内容主要聚焦在宏观层面的区域乡村空间系统和微观层面的村庄个体空间形态。
1.2.1.1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国外的乡村聚落地理学科较之我国而言，具有起步早、研究系统性强、研究范围广等特点。通过对相关领域国外文献的梳理和综述，总结出国外乡村聚落地理学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乡村聚落影响因素、乡村聚落类型与形态、乡村聚落用地、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与地域组织、乡村聚落景观5个方面。弗瑞德（Fred）对多伦多周边小城镇外围的居民点进行了详尽的调研和动态的记录，总结出了外围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特征及其演进机制（李红波和张小林，2012）。维奥莉特（Violette）和巴奇瓦洛夫（Bachvarov）通过梳理中东欧农村居民点及其用地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