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研究本章尝试从丝路学的“丝绸之路”这一元概念研究范式出发，在立足中外丝路交往历史文献与现实案例基础上，通过研究中国丝路外交、中外丝路治理，以及丝路人文共同体等相关问题，旨在探讨丝绸之路影响文明交往、全球治理、国际关系等的原因、规律、路径及其意义，力求进一步探究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这一重要课题。第一节中国丝路外交的历史贡献及其影响评估一、中国丝路外交的重大贡献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看来，大一统国家多具有“传导作用”与“和平心理”，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层的古老文明，还体现为自汉唐宋元明清至今不同时代相继涌现的大一统国家，以朝贡为主的结伴制度的“传导作用”与汉唐、元明的交友政策的“和平效应”上，并形成结伴机制与交友政策相结合的“丝路外交”。张骞出使西域之所以具有“凿空”意义，是由于他首次“开外国道”，揭开了中国古代外交的新时代，使汉帝国“使者相望于道”，“这一划时代重大事件开启了中国古代外交的崭新阶段，使中国古代外交突破了本土和东亚的范围而走向世界。”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此外，张骞“凿空之举”还标志着国际性朝贡制度的正式诞生，尤其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西汉政府对朝贡进行优厚回赐，使得经济利益占主导的朝贡活动异常频繁，朝贡者往来不绝，且出现了贡赐贸易，拉动了中国与东南亚、欧洲的海外贸易，从经济、人文、安全三方面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结伴外交机制。郑和的“七下西洋”壮举又使得朝贡制度达到鼎盛：在他“七下西洋”的28年外交实践中，与亚非近30个国家开展了丝路外交，并形成了丝路伙伴关系。与结伴制度相应的是对外友好政策，这在汉、唐、明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汉武帝的外施仁义、推行德治的外交政策大大提升了汉朝大一统国家的软实力，并将汉武帝德治观所构建的大一统国家形象、张骞等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形象，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所弘扬的儒家文明形象等通过丝路远播世界。作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的唐朝实施的对外政策主要包括：友善的纳贡政策、优惠的外贸政策、包容的社会政策等，这些政策都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极大地推动了中外人际交往和物质交换。郑和在其外交实践中，忠实地执行了明政府用“宣德化、柔远人”的和平方式与长治久安的方针处理国际争端的基本外交政策，彰显出中国“和平外交”（和平方式、平等关系、不干涉他国内政）思想与缔结“伙伴关系”（谋求经济互惠、文明共享与丝路安全等共同利益）的努力。从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寻求军事伙伴的“结伴”外交到开辟中外经济、人文交流的大通道，从郑和七下西洋“宣德化、柔远人”的“交友”外交直至“朝贡之使相望于道”的成效，以及形成于汉、发展于唐、鼎盛于明的谋求结伴的朝贡制度等，标志着由“结伴的机制（朝贡制度）+交友的政策（和平友好）+丝路意识（命运共同体）”所组成的中国特色的丝路外交的正式诞生，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起步于中国但永无终点的中国丝路外交，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等关系的探索实践中，结成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丝路天然伙伴关系。二是朝贡体系常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但基于朝贡体系基础上的丝路体系的构建，为国际体系转型提供了一种新方向，且蕴含了互惠型的经济观、包容型的人文观、合作型的安全观，并在丝路文明交往中形成了“丝路精神”，成为丝路多元文明的共处法则。三是郑和七下西洋壮举表明，中国不仅能向世界提供丝绸等商品，还能向世界提供“协和万邦”的和平外交理念、“强而不霸”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和平与发展并重的“郑和文化”，以及互惠包容合作的“丝路精神”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郑和将“丝绸之路”最终成就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个公共产品。四是在中外上千年的丝路交往中，中国丝路外交不仅传播了商品、技术、大一统的国家形象以及中华文明等，还形成了“贡而不朝”的朝贡制度、“厚往薄来”的贡赐贸易、官民并举的双轨交往，以及宗教、贸易为抓手的交往模式等，更将“伙伴关系”落实到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衍生出互惠型的经济关系、合作型的安全关系、包容型的人文关系。其中，人文关系是中国丝路外交的内核、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是其两个抓手，旨在构建大一统国家形象，进而传播中华文明形象。中国丝路外交的历史贡献是巨大而深远的，不仅对新中国外交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影响，还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着难以割断的丝路情缘，集中体现在中国丝路外交与周恩来的人民外交、习近平的大国外交具有同构关系。周恩来对“人民外交”的贡献，在理论层面上主要包括：他的“外交为民”、文化与经济是“外交的双翼”、求同存异精神、和平共处原则，以及“外交就如交朋友”等重要论述，标明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初步确立。在实践层面上的贡献主要包括：他以私交促外交、创建了人文型的首脑外交；亲手开启了新中国夫人外交，批准成立“夫人工作小组”；指导并参与了新中国医疗外交；支持并参与了以包容促沟通的宗教外交等。周恩来所缔造的人民外交不仅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且对新中国的文化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外交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内涵、外延、主体、特点、作用、途径和目的等诸要素分析后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与“丝路外交”“人民外交”具有同构性，且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三类外交的目标都是结伴交友，所缔结的双边关系的性质均属伙伴关系，所涉及交往领域主要包括经济、人文与安全等，且三者均为丝绸之路上中外文明上千年和平交往实践中所积累的“中国经验”的影响产物。二是“协和万邦”的外交政策、结伴交友的外交制度，尤其是“贡而不朝”与“厚往薄来”为特质的朝贡体系向结伴体系的成功演变，使得中国上千年“和平发展的结伴实践已开始对美国的结盟体系产生微妙的塑造作用，美国的盟友在中国的结伴体系和美国主导的结盟体系之间开始出现尴尬的两难选择。亚太地区已经出现了中国的结伴体系与美国的结盟体系在竞争中比较的问题” 苏长和：《世界的结局不像好莱坞电影，中国应推行结伴外交》，引自《复旦全球治理报告2014》（2014年5月28日发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48302。（访问时间：2022年2月18日）。三是“丝路外交”属于双轨外交，即由使节往来、贡赐贸易等组成的官方外交与商旅、教旅和学旅“三轨并存”的民间外交组成。周恩来界定“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人民外交即为典型的三轨外交；大国外交则是一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多轨外交。四是起步于丝路上的“丝路外交”影响深远，不仅传播了由丝绸、瓷器等商品形象，四大发明等科技形象，路畅国盛的安全形象等组成的“大一统”国家形象，还传播了“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形象，且影响持久。五是三类外交均为世界提供了公共产品，包括丝绸之路、丝路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广播世界的国际公共产品。目前，中国的发展已到了由“给世界提供商品”向“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新阶段，应在“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作用”《王毅在联大阐述中国新一届政府发展理念和国际作用等》， 中国新闻网，2013年9月28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13/09-28/5332996shtml。（访问时间：2022年2月18日）的具体实践中构建多元、民主的国际话语体系，并以贡献公共产品的方式深化文明交往中的价值沟通。尤须强调的是，弘扬“丝路精神”的“一带一路”新实践，力求在借鉴中国丝路外交成功经验基础上来盘活历史外交资源，使得同构性的“丝路外交”“人民外交”“大国外交”得以良性互促。这既弘扬了中国的和文化精神、彰显了中国的和平外交传统，还将有助于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外“伙伴关系”而非“结盟关系”，凸显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特殊而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二、中国丝路外交的主要影响郑和的外交实践实为中国丝路外交最具样本研究价值的典范案例，其出色的丝路外交实践影响深远，且集中体现为由“郑和崇拜”“郑和文化”及“郑和精神”构成的“郑和符号”上，使得“历史郑和”成为“携带着意义而接收的感知”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的“符号郑和”。而“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郑和被符号化后所能感知的基本“携带意义”又产生了“文化信码”的功效，使得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能以大致相似的方法去思考、感受世界，从而解释世界”［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页。，并借助“郑和符号”“共享”了和合、仁爱、协和万邦的儒家文化观，劝善、戒恶、普慈的多元宗教“文化信息”，以及互惠、包容、合作的丝路精神等，并逐渐形成了郑和“符号现实”，不同程度地塑造了中外丝路文明交往的社会民意基础，助力形成丝路伙伴国家和地区间交流与合作的软环境。研究发现，“郑和符号”对海丝与陆丝均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首先，“郑和符号”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郑和崇拜”（即以伊斯兰、佛学、道学为主的混合型信仰崇拜）上，主要包括：1有关郑和的寺庙印尼三宝垄三保庙、印尼雅加达的三保水厨庙、印尼井里汶的威勒斯·阿茜庙、印尼泗水的三保庙、印尼巴厘岛的郑和厨师庙、印尼泗水的郑和清真寺、印尼邦加岛的三保庙等；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宝山亭、马来西亚登嘉楼的三保公庙、马来西亚槟城的三保庙、马来西亚砂捞越的三保庙、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三保庙等；泰国大城府的三宝公庙、泰国吞府的三宝公寺（弥陀寺）、泰国北柳的三宝公佛寺等，以及菲律宾苏禄的白本头（郑和随从）庙及其茔墓、柬埔寨的三保公庙等。2有关郑和的遗迹与传说在印尼有三保太监与爪哇公主的爱情故事、郑和向苏门答腊北部须文达那·巴赛王国赠青铜钟、郑和在邦加岛的“足印”、郑和把斋故事、郑和与榴莲、三保公鱼、爪哇三保井及三宝墩的传送、郑和的石碇、手杖和大炮的故事、郑和斩妖蛇、取地名等。在马来西亚有马六甲的三宝山、三宝井、“官厂”、护送汉丽宝公主远嫁马六甲、郑和与猴枣、郑和打老虎、郑和请教建房、求医、登嘉楼三保江、马六甲郑和鱼等，以及在文莱、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柬埔寨、印度、斯里兰卡等的遗迹与传说。3郑和布施的寺碑现存于斯里兰卡国立博物馆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用中文、泰米尔语、波斯语三种文字记载了1409年2月郑和再访锡兰时的宗教外交：中文记载郑和船队出使这个尚佛之国时巡礼圣迹、布施香礼以颂佛世尊功德的祭拜之事；泰米尔语碑文表达郑和一行对南印度泰米尔人信奉的婆罗门教保护神毗瑟奴的恭敬之意；波斯语碑文流露郑和等穆斯林成员对“至高无上的胡大”的虔诚信仰之情。同一块石碑上以三种宗教为对象的碑文，“一方面反映了郑和对各主权国人民的尊重和他本人的宗教宽容性；另一方则反映出，郑和一行希望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不致于受到宗教对立的影响”，故此碑是“郑和和平宽容精神的体现和象征”，“表明中国当时已经有世界性的眼光”，彰显出“一代航海家郑和博大的胸怀、宽容的精神和非凡的世界性目光” 陈占杰：《斯里兰卡：郑和遗迹今尚在 石碑犹自颂海魂》，新浪网，2005年6月1日，https://newssinacomcn/w/2005-06-01/11246049361sshtml。(访问时间：2022年2月18日）。4郑和传教的事实因海外传教不属明朝朝廷赋予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故造成正统史家的“不屑记载”与郑和团队的“不便记载”，再加上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借阻挠东南亚华裔皈依伊斯兰教之机否认郑和传播伊斯兰教的事实，以及在东南亚反华意识的误导下所出现的“去中国化”的社会倾向更将“去郑和化”推向极致等，使得郑和传教遭多重屏蔽，但历史事实不容否认，就连印尼著名伊斯兰组织领袖哈姆加都认为：“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与中国的一名穆斯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促进我国(印尼)伊斯兰教发展的，不仅仅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马拉巴人、古吉拉特人和高罗曼特人，还有来自中国的穆斯林。” Hamka, Buya, Cheng–H0 Laksamana Muslim Yang PernahMengunjungi Indonesia，Jakarta: Majalah Star Weekyl,18 Maret, 1961由于郑和下西洋正值东南亚从佛教占统治地位渐向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过渡的社会转型期，因此郑和将中国化的伊斯兰文明从东向传入东南亚，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从西亚、南亚等西向传入的伊斯兰教，为温和的东南亚伊斯兰信仰板块注入了中国的和合价值观、贡献了“中国智慧”，故“研究郑和在东南亚传播伊斯兰教的课题，有助于全面了解郑和下西洋的情况，尤其是他在15世纪东南亚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 孔远志：《论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其次，“郑和符号”对中东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郑和文化”（即由互惠型经济观、包容型人文观、合作型安全观构成）上，主要包括：1以经促文的丝路相处模式中国与丝路沿线的中东国家，不仅建立了“丝路天然伙伴”关系，还形成了以经促文的相处模式，“频繁的商务往来和贸易活动”促进了“各方面文化的交往”而推动了“友好关系向前发展” 张阳：《沙特驻华参赞：中沙友谊从丝绸之路时代开始》，环球网2013年5月23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ACJ9。(访问时间：2022年2月18日），中阿关系自古即如此，中阿间以互惠型经贸合作带动包容型人文交流的独特相处模式，赢得了丝路中东国家民众的普遍欢迎：据马欢等回忆，郑和曾三次到访的佐法尔，当地居民欣闻郑和船队的到来便齐聚码头、敲着传统阿拉伯大鼓欢迎。又据阿拉伯学者的研究发现，“这一年10月22日，从光荣的麦加传来消息说：有几艘从中国前往印度海岸的祖努克，其中两艘在亚丁靠岸，由于也门社会状况混乱，未来得及将船上瓷器、丝绸和麝香等货物全部售出。统管这两艘赞基耶尼船的总船长遂分别致函麦加埃米尔、谢利夫-拜莱卡特·本·哈桑·本·阿吉兰和吉达市长萨拉丁·易卜拉欣·本·麦莱，请求允许他们前往吉达。于是两人写信向苏丹禀报，苏丹指示要好好款待他们” 伊本·泰格齐·拜尔迪：《埃及和开罗国王中的耀眼星辰》，黎巴嫩学术书籍出版社，1992年版。。这一研究揭示了郑和船队在阿拉伯国家深受欢迎的历史真相，也门至今“流传着当年郑和把中国的古老而神奇的‘拔火罐’医术，就是在那时由郑和船队的医官教会阿丹（也门亚丁）国民的传说”，“也门当地的医务人员也对此深信不疑。” 孔远志等：《东南亚考察论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在阿联酋“六国城”购物中心的中国城内，摆放于主厅内的郑和塑像的标题为“西方海洋之霸主”，表达了中阿共同持守至今的“郑和情结”与千载累积的丝路情谊……郑和下西洋采取的是经贸互惠与人文包容的和平交往方式，故“受到国内外人民的欢迎。所以，郑和宝船到处，立即欢声雷动，额手称快” 许在全：《郑和外交的伟大成就》，http://bbstiexuenet/post2_5658805_1htm。，产生了“既满足民生需求又赢得民心”的双重效应，尤其是郑和采取的包容性宗教外交举措，又加深了“民心相通”的互信基础。因此，此种丝路相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中东外交的传统与特色。2以朝觐为主的宗教外交“宗教外交系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以特定宗教价值观念为指导，通过职业外交官直接实施、授权或者委托各种宗教组织实施的外交行为以及默许宗教组织开展的针对另一个国家政府的游说行为。宗教外交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方面，宗教外交是利用宗教手段服务于外交使命的行为，比如借助宗教组织对其他国家民众进行传教，并动员教众对其他国家政府施加压力的行为；另一方面，宗教外交是利用外交手段为宗教扩展服务的行为。两种行为都属于宗教外交行为。” 涂怡超等：《宗教外交及其运行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郑和受命遣使出访天方国即为一次典型而成功的宗教外交：在“宣德五年，蒙圣廷命差内官太监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保等见本国差人往天方国，就选差通事等七人，赍带麝香、瓷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天方国王亦差使人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贡献于朝廷。” 马欢：《瀛涯胜览·天方国》，转引自万明校注：《明抄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04页。郑和指派年富力强、懂阿拉伯语、信仰虔诚、颇具才干的副使洪保与马欢、费信等７人率队携带丝绸、瓷器等物乘船赴麦加，不仅开展经贸交流，还完成了朝觐功课，带回“中国人最早绘出的一幅克尔白圣寺写真图《天房图》”，“首开了有史以来，中国以国家名义向天方国派遣外交使团的新纪元”，并促成对方也派遣使者随其船队来中国访问 盖双：《关于郑和船队的一段重要史料——披览阿拉伯古籍札记之二》，《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此次由郑和受命于明政府而派遣“职业外交官直接实施”的外交活动，实属“利用宗教手段服务于外交使命”的一次宗教外交，在经贸合作之际开展宗教交流，有助于践行明朝“协和万邦”的对外政策，且使朝觐成为中国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人文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3双向宗教交流所催发的非传统安全观郑和肩负“宣德化、柔远人”的出使使命，不仅为丝路传统安全贡献了“强而不霸”的和平外交理念，还为丝路非传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且主要体现为尊重伊斯兰教、营造内外良好社会环境进而传达宗教包容性的非传统安全理念，郑和在泉州灵山圣墓行香之举即为明证：永乐十五年五月，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途经泉州到灵山圣墓上香祈佑后，属下为之立碑纪念，此举具有“一种政治象征，传播朝廷对国内宗教的宽松政策，对穆斯林国家的宣德柔远”。亦即，对内，“灵山圣墓长期是泉州穆斯林心目中的圣地，作为钦命高官，在伊斯兰教遭受欺凌的境遇中，亲临这一圣地行香，蕴涵着朝廷对伊斯兰教的尊重”。而“郑和亲临灵山圣墓行香，传达着朝廷对伊斯兰教的尊重。这种尊重给予曾受欺凌的泉州穆斯林以极大的鼓舞和慰藉，营造了尊重伊斯兰教的社会氛围”；对外，“为了与西亚国家将要开展的交往相配合，明王朝必然要调整相应的文化政策，至少要考虑到朝贡使团在华的文化环境。朝贡贸易是有来有往的，朝贡使团成员在华一般要逗留半年，宜有供其过宗教生活的环境。”“在永乐朝重新调整宗教政策的情况下，郑和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正是这种政策调整的权威示范”，表明“永乐初年以后开始重兴中国与南洋、西洋诸国开展朝贡贸易所须要‘宣德柔远’的宗教政策。作为钦命高官的郑和亲临圣墓行香，具有社会的公共性和权威性，从而在当地发挥了尊重伊斯兰教的示范效应和推动作用。” 郭志超：《郑和圣墓行香与泉州伊斯兰教的重兴》，载《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此外，马欢的《灜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及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为国人正确认识阿拉伯—伊斯兰社会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从不同视角描述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的世风民俗，如认为阿丹国因“国势强盛，邻邦畏之” 马欢：《瀛涯胜览·阿丹国》，转引自万明校注：《明抄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祖法儿国在礼拜日“上半日市绝交易，男女长幼皆沐浴” 马欢：《瀛涯胜览·祖法儿国》，转引自万明校注：《明抄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天方国“妇人俱戴盖头”“国法禁酒，民风和美”，“无贫难之家，悉遵教规。犯法者少，诚为极乐之界” 马欢：《瀛涯胜览·天方国》，转引自万明校注：《明抄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0页。等，成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形成双向宗教交流模式的重要动因：四大圣门弟子等本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宗教使命“走进来”、马欢等穆斯林外交使节肩负“宣德柔远”的外交使命“走出去”，借助双向宗教交流来消除疑虑、增进理解、释放善意，并催发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非传统安全理念，郑和更被中东穆斯林视为“和平使者”，这对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开展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最后，“郑和符号”对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郑和精神”（即和平与发展精神）上，“直接影响”主要包括：1文献记载据《明实录》载，位于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布剌瓦(布腊瓦)、麻林(马林迪)诸国“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据南山寺碑记载：在郑和第五次远航时，“木骨都束进花福鹿(即斑马)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即鸵鸟)。”据费信《星槎胜览》记载，郑和船队用中国特产在当地交换物品，如在竹步国，“货用土殊、段绢、金银、磁器、胡椒、米谷之属。”在木骨都束，“货用金银、色段、檀香、米谷、磁器、色绢之属。”在卜剌哇，“货用金银、段绢、米豆、磁器之属”。中国从非洲也进口当地特产，如象牙、犀牛角、乳香、红檀、紫蔗、龙诞、生金、鸭嘴胆黔、没药等……随郑和出使非洲的马欢、费信和巩珍等所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著作，既“提供了关于非洲地理、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较为准确的资料”，又因非洲的落后而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自我中心观” 李安山：《论郑和远航在中非关系史上的意义》，《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6 期。。在相关文献中，《郑和航海图》的重要性在于，其所反映的航海知识和地理知识，促进了中国人对丝路沿线地区地理与人文的了解，为深化中外友好关系提供了便捷、安全与良好的社会基础。2传说与遗迹据肯尼亚帕泰岛上的桑加人的口头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海上，这也是桑加人(shnaag)名称的来历。 Report on Shanga excavation,1980,by Mark Hort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hilip Snow,The Star Raft: ChinasEncounter with Africa, London,1988,p33。同样，在非洲东部肯尼亚的拉穆群岛（Lamu）的帕泰岛(Pate)上存在着“郑和村”。有人认为，这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抵达非洲后，其中的一艘因迷失方向驶近帕泰岛后不幸触礁下沉。由于后来朝廷实施海禁，船上的数百名船员只好在当地定居下来。至今该地的几个村仍有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