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独立伊始，巴政治发展的焦点问题集中在制宪上，因各党和各派别始终争论不休，利益关系无法得到调和。巴国虽制定了三部宪法，却未得到有效实施，反之，制宪过程还加剧了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这使巴基斯坦无法建立起真正统一和一致的政治文化，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政党间斗争造成巴基斯坦长期处于政局不稳的状态，当今这种状态依然存在，穆盟谢里夫执政后，也面临国内其他政党和派别的发难，在政党斗争频发的情形下，执政党无法有效发展国家经济，也无法使得地区隔阂有所减少，更加不能促成人们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
最初，穆盟带领广大穆斯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独立运动，从而使巴基斯坦得以从印度次大陆独立，这是穆盟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然而巴基斯坦独立之后，穆盟并未巩固其优势，反之不断地没落、分裂甚至被取缔，这主要归咎于穆盟对新生的国家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和规划。在巴基斯坦独立之前，“两个民族”理论能够使得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团结在一起，为了巴基斯坦独立而奋斗；但在独立之后，地区矛盾、宗派矛盾和民族矛盾慢慢凸显，穆盟政府并未对其有清醒的认识，也没有妥善的处理，这就造成巴基斯坦政局不断动荡，屡次被军方管制。可以说，穆盟的整个发展过程也是巴基斯坦建国初期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缩影，穆盟的发展深受巴基斯坦宗教及军方的影响。
外交政策方面，穆盟政府与美国关系降至冰点，外交重心逐渐向中国转移：1963年3月2日，巴中签订边界协定，划定了双方的边界；同年8月，两国签订航空协定；1964年2月，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访巴，并表示支持克什米尔人民自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是巴制定外交政策的直接诉求。此外，在这一时期，印度将克什米尔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巴基斯坦不满印度对克什米尔的吞并，1965年8月初两国在克什米尔爆发第二次战争，后双方签署《塔什干宣言》2004年6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上共同签署了《塔什干宣言》。宣言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将加强他们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捍卫六国的共同利益。，巴基斯坦承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不使用武力而采取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和“互不干涉内政的义务”。
在印巴分治前后，克什米尔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与克什米尔有着相同性质的海得拉巴和朱纳加德两个土邦的归属也一度成为难题，但唯独克什米尔的归属没有及时得到解决。鉴于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性及该地区在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特对该地区的相关概况及该地区问题、冲突发生的根源做出阐释。
-0-克什米尔是个内涵丰富的术语，本章提及的克什米尔是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简称，它是英印帝国里一个面积约为19万平方公里的土邦。克什米尔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北部，其毗邻地区按顺时针方向从北面起依次为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印度的喜马偕尔邦和旁遮普邦，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和西北边境省，以及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省，并隔着狭长的阿富汗瓦罕走廊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相望。克什米尔是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交汇的地方，境内群山环绕、高峰耸立，很多地方常年积雪，是南亚次大陆多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就其地理构造而言，克什米尔就像一个自然博物馆，所有土地构造的自然特点和类型几乎可以在这里找到。克什米尔的气候南北差异大，并随其海拔高度而变化。克什米尔的降水量自西南向东北递减，气温从北而南增加。其中最重要的地区是克什米尔谷，它是地广人稀的克什米尔的人口稠密之地，也是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克什米尔谷呈椭圆形，其中轴和喜马拉雅山脉的走向大致平行。克什米尔谷的形状像一个茶托，平均海拔高度约1700米，面积约为15万平方公里。就地理位置的战略性而言，克什米尔位于兴都库什山脉，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自19世纪开始，在阿富汗、锡克、查谟、中国、英国和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用下，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而得以建立和成型。英国结束殖民时没能将查谟和克什米尔纳入英属印度，而满足于把它当作一个主权土邦拱卫英印帝国的北部边疆，是当时南亚北部地缘政治作用的结果，也显示出该地区利益纠葛的复杂程度。
实际上，克什米尔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内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是具有双重属性的长期争端。从另一层次看，克什米尔问题还具有双重维度，可分为克什米尔争端与克什米尔危机。最初且历史更悠久的那个维向，显而易见是印巴之间从1947年次大陆分裂开始就存在的领土争端。而更晚出现的这个维向则发生在印控克什米尔内部，它在本质上是一场克什米尔邦内不同族群与印度政府之间的族裔冲突。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虽然相对独立，但并非相互隔绝，它们具有许多平行线和重叠处，彼此影响和相互牵制。
停战协议的签署并没有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只是表示印巴两国同意在克什米尔维持现状，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因此被正式地分裂成印控克什米尔和巴控克什米尔，相应地使此后的克什米尔问题具有双重维度。
印度边疆史专家、英国学者阿拉斯泰尔·兰姆针对克什米尔问题著有《克什米尔:一份充满争议的遗产(1846—1990年)》主要叙述和分析了克什米尔问题的起源和发展。和《未完成的分治：克什米尔争端的由来（1947—1948年）》，是他在这方面研究的两部代表作。前者对克什米尔问题作了一个全景式的分析，后者则集中分析克什米尔问题产生前后的历史事件。他提出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明确指出克什米尔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彻底分治的地缘政治程序。他认为克什米尔问题之所以产生，是源于印度既定的地缘政治战略，为了控制英印帝国的北部边疆，在印巴分治之前它已经决定把克什米尔囊括到印度领土之中。
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殖民体系被称作英印帝国，由英属印度和印度土邦两部分构成。克什米尔在英印帝国里具有独特的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它是英印帝国的北部边疆，位于全球地缘政治的战略要冲，与周边国家有着高度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在于它是一个主权土邦，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被迫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在撤离印度的过程中，英国主要关心自己如何全身而退，因此把精力主要放在相对容易解决的英属印度分治上面，而基本忽视了复杂棘手的印度土邦归属问题。这期间制定的与土邦问题有关的文件共有3份，《内阁使团备忘录》主要针对土邦问题。《蒙巴顿方案》和《印度独立法》印度独立法由英国政府起草，内容包括1947年6月3日的“蒙巴顿方案”中的主要条文。1947年7月英国议会表决通过，并定名为《1947年印度独立法》。根据此法案，实行印、巴分治，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成为英联邦的两个自治领。都没有明确印度土邦归属的解决办法。印度土邦归属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导致印巴两国都可以找出含糊的文件作为自己在克什米尔行事的法律依据，为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模糊的法律空间。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解决不具备法律基础，争端必将长期存在。
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形成初期，其辖区主要包括信奉印度教的查谟，信奉藏传佛教的拉达克，信奉伊斯兰教的蓬奇、巴尔蒂斯坦、克什米尔、吉尔吉特等地，形成由少数派的印度教徒统治多数派的穆斯林的格局。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形成之后被称作印度的微缩体。20世纪中期，在民族民主运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两个地方的主流都是民族主义运动，支流是分离主义运动。克什米尔穆斯林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合拍，却与印度的穆斯林建国运动背道而驰。这是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
爆发于克什米尔地区的两次印巴战争并未消除两国的根本矛盾，亦未催生合理的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甚至连沟通机制的建立都未有突破性进展。巴基斯坦建国以来，内部政局动荡，各利益集团长期处于寻求平衡的博弈当中。外部有印度虎视眈眈，危机不断。从逻辑排序上来讲，针对该时期的总结性陈述应放置于第三次印巴战争之后，鉴于第三次印巴战争具有其特殊性，直接涉及东西分裂，处在印巴斗争的下一阶段，考虑到寻求各阶段内在联系的前提下，亦要保证研究框架中几个阶段的叙述独立性，试将关于巴基斯坦的政、军、教的评述提前至此。
对于局势极不稳定的巴基斯坦来说，无论是政治、经济或是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都与伊斯兰教、军队密切相连。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的国教，也是立国之本，其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十分深远。真纳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年12月25日—1948年9月11日,巴基斯坦立国运动领袖，巴基斯坦国的创建者，政治活动家，第一任总统（1947—1948年）。印巴分治前任印度穆斯林联盟主席。鉴于真纳为创立巴基斯坦独立国家所做的不朽贡献，巴基斯坦人民称誉他为“巴基斯坦国父”。是在“穆斯林是一个民族”的口号下把印度穆斯林凝聚在一起的。这个口号激发了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情感，使他们为建立一个穆斯林祖国、为摆脱一切剥削和歧视，特别是为他们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而奋斗。从这个意义来说，巴基斯坦的建立从一开始就与宗教结下不解之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真纳要把巴基斯坦建成一个宗教国家。他在1941年11月在阿利加尔穆斯林大学演讲时说:“认为巴基斯坦是一个宗教国家是完全错误的。”1943年12月，他在孟买伊斯玛仪学院演讲时又说道:“穆盟不是为宗教利益而斗争，也不是印度教徒所理解的教派组织，穆斯林的宗教权利存在于他们的灵魂和躯体之中。”他肯定代议制机构是“好的和称心如意的”，并亲自组建了代议制政府，但同时又强调“在制定宪法时切莫忘记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他一方面强调穆斯林要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但又不主张建立一个由神职人员统治的神权政府；另一方面，他虽然主张建立代议制政府，但又重视捍卫伊斯兰教的传统理论和价值观念。因此，他所要建立的正是一种伊斯兰原则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的政体，追求的是世俗化的民主制度，即穆斯林在现代社会环境里按照伊斯兰教的理想和原则生活。
但应注意到的是，巴基斯坦早已与伊斯兰教密不可分，建国时所倡导的“两个民族”理论就注定了巴基斯坦是以宗教立国；而在独立后，巴基斯坦宗教势力日益增强，历届文官政府及军事统治无不利用伊斯兰教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以获取更多的民心。穆盟当然也不例外，在巴基斯坦国内各种势力纷争的情况下，穆盟也不得不倚重巴基斯坦国内宗教政党及宗教势力来稳固自己，增强自身力量来对抗其他政党，而当这一方法初具成效，穆盟甚至一度认为国家伊斯兰化是巩固政权及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这也使得穆盟一度成为准伊斯兰政党。但随着国际时局的不断变化，穆盟最终认识到，这并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相反会遭受各方非议。
印巴分治以来，巴政府一直难以较好地解决和消除意识形态、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和分歧，巴基斯坦国内也并未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或者说建国初期所凝聚的民族意识产生了分歧。国家仍然需要由军队的强制力量、强有力的行政机构、各派之间的政治交易来维持统一，这就给军人干政提供了契机，巴基斯坦几乎每10年就出现一次军人干政。而巴基斯坦历届政府因面临着国内外的安全威胁，都不断增强军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在巴军队职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同软弱分裂的文职政府相比，军方显示出高度的纪律性、凝聚力和自信心。每次巴基斯坦出现军人政权之前，巴基斯坦政局总是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政府已无法控制局势，只有靠军队出来收拾残局，社会秩序和经济才逐渐恢复平静和发展。显然，巴基斯坦军人干政是由于巴基斯坦政局的混乱而产生，其先后经历了阿尤布·汗、叶海亚·汗、齐亚·哈克和穆沙拉夫的军事管制，长达近35年之久，占据巴基斯坦独立以来的一半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在军人统治期间，均出现经济发展快、政局稳定的现象，比文官政府统治时期要好得多。因此，巴民间也更加相信军队，认为军政是巴基斯坦的中流砥柱，长此以往，军人在巴基斯坦越发成为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鉴于巴军方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必须与军方保持良好关系，穆盟也不例外。首先，巴军方与穆盟实际上是相互依靠、相互制衡的。军方代表也在不同程度上利用穆盟，或增强其政权合法性，或为了获得更多支持；而穆盟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变化，不断调整，以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穆盟在执政时期也希望能够借助军方的支持稳固自己的政权。当然，穆盟也曾挑战过军方，诸如谢里夫挑战佩尔韦兹·穆沙拉夫，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巴基斯坦前总统，陆军前总参谋长，上将军衔，政治家。参加过两次印巴战争，主张对印度采取强硬立场。曾做过突击队员，而且曾两度参加过与巴基斯坦夙敌印度的战斗。但这种挑战最终使得穆盟失去了执政地位，谢里夫也被流放。历史的发展使穆盟更加明白依靠军方的重要性。此外，穆盟与军方保持着相互制衡的关系，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无论怎么依靠军方，都不会让军方无限制地坐大，威胁其政权。而军方则追求的是更大的权力以及对国家事务更多的话语权，从这个角度来看，双方实际上又在相互博弈制衡之中。
其次，军政的形成有其历史性。巴基斯坦在独立后困难重重，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一方面，外部面临来自印度的威胁，双方围绕克什米尔领土纷争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巴基斯坦感受到印度对其国家生存带来的威胁。为了消除安全恐惧，建立一支强大的足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国防力量成为巴基斯坦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巴内部政治体制不成熟，政党制度不健全，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呼唤强力政治人物的产生，军队无疑适时地弥补了这一角色的缺失。政客们的腐败行为和能力缺失使训练有素、高举国家和民族利益大旗的军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道德优越感。于是，巴基斯坦坎坷的政治历史，就成为“一部军法管制与伪民主交替的历史”。社会存在的诸多不稳定因素使得军队至关重要。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军方对国防政策、国内其他政策及外交政策都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决定权。一定程度上说，军方是巴人民利益的守护者，在政党有所纷争时，他就成为裁判者。在特殊时期，军方不惜以违宪来获得执政地位，在执政后，再通过补救措施获得政权合法性。
第二节东西分裂时期
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国的成立是印度半岛穆斯林的大胆试验，东、西巴基斯坦有同样的信仰和同样面临来自印度教徒的威胁。因此，巴基斯坦形成特殊的国土构成，其由东和西两部分组成，分别被简称为东巴和西巴。西巴主要由使用乌尔都语的旁遮普、俾路支和巴丹等几个民族组成；东巴主要由使用孟加拉语的孟加拉族组成。西巴与东巴之间的领土相距1500多公里，中间被印度分开。建国以后，尽管他们共同的敌人已消失了，但是这两地居民除了信仰同一宗教以外，几乎不存在共同之处，在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依然存在很大差异，加上中央政府的政权基本上掌握在西巴人的手中，建国后诸多国内问题及东西巴间的诸多矛盾日益尖锐。
一、分裂原因
第一是地理情况。首先，巴基斯坦独立后，巴基斯坦的国土面积约948000平方公里，东巴面积为147570平方公里，而西巴的面积为803940平方公里，西巴的土地面积显然比东巴大约54倍。由于东巴国土安全纵深非常有限，巴基斯坦的各个政府和军事机构建在西巴比较安全，但是当巴基斯坦中央真的这么做了以后，东巴人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严重伤害。其次，巴基斯坦两翼之间的陆上距离有1500多公里。在印巴交恶的情况之下，东、西两翼直接往来十分不便，导致两翼间陆上往来越来越少。
第二是人口情况。东巴基斯坦在1941年人口普查时人口约4199万人，占整个巴基斯坦人口的56%，东巴的人口大约为西巴的12倍。从族群方面来看，首先，西巴是单一的穆斯林族群，而东巴有着多种宗教群。印巴分治以后，东、西巴都迎来了移民潮。一方面，北印度有590万穆斯林移民西巴，而西巴的几乎全部非穆斯林人口移民印度。另一方面，印度东部有120万穆斯林移民东巴，东巴也有不少非穆斯林迁至印度，但是东巴仍然留有1/5人口的100万印度教徒和50万其他教徒。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北印度穆斯林长时间引领印度半岛的穆斯林思想，这些来自北印度的穆斯林政治家认为他们是巴基斯坦的“天然领袖”，在巴基斯坦建国之初，他们是巴基斯坦政治的主导者。经济方面，外来穆斯林移民带来丰厚资金，而且他们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工作能力较强，因此他们在东、西巴基斯坦两翼的商业领域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第三是语言文化之争。巴基斯坦是一个多语言国家。除了通用的英语以外，还有孟加拉语、乌尔都语、信德语等。西巴人主要使用乌尔都语，其受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较深。相反，孟加拉语一直是东巴的民族语言，其衍生于古印度的梵语和地方俗语，印度教文化和思想熏陶较浓。但乌尔都语和孟加拉语这两种语言，无论从口语还是书面上都很不相同。1951年巴基斯坦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东孟加拉中会讲乌尔都语的人口只占其总人口的1%，在巴基斯坦讲乌尔都语的人并不多，尽管如此，巴基斯坦的领导者（西巴中央政府）仍然排斥孟加拉语，宣传孟加拉语实际上就是印度教的语言，而乌尔都语体现了伊斯兰文化传统，应该将乌尔都语定为唯一国语。结果激起东孟加拉反抗，强力的语言政策促使孟加拉人更加注重自己的语言，促使孟加拉人民族意识的觉醒。
第四是经济上的矛盾。西巴地处山区，矿产资源丰富，是巴基斯坦的主要工业区。而东巴几乎是冲积平原，适合农业种植，尤其是黄麻使得东巴成为巴基斯坦的主要农业区。建国初，西巴没有工业品能出口，而东巴的传统农业经济作物——黄麻的出口是巴基斯坦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东巴靠黄麻出口赚来的相当部分外汇却被用来进口西巴发展工业所需的机器设备。换句话说，东巴靠农产出口所赚来的相当部分外汇都被西巴所用。随着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双方的矛盾也随之加深。据统计，1958—1968年的10年间，从东巴流入西巴的资金达173亿卢比。在发展费用的分配上，西巴也大大超过东巴。虽然东巴相对于西巴有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可巴基斯坦的中央政府却把东巴当作西巴的“经济殖民地”。
第五是政治上的矛盾。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东巴的大多数穆斯林是贫苦农民，因此很少有机会在殖民当局担任重要职务，因此在印巴分治时，军队中的重要职务几乎是西巴人担任，巴基斯坦中央和各省级的重要部门都被西巴人所控制。虽然在巴基斯坦建国初期西巴政府也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总的来说，西巴在政府人员配置、设施配置上远好于东巴。就巴基斯坦的政治地位而言，东巴人不仅在权力机构中受尽排斥，而且中央政府还不尊重东巴省政府和东巴领导人，导致东巴人内心十分不满。此外，东、西巴基斯坦间地理上的差距也造成巴基斯坦政治上的沟通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间实际上不能保持直接的陆路联系，为国家管理体制带来许多不便。可想而知，基于上述原因，东巴逐渐走向分裂。
二、印度干涉东西分裂
1970年12月7日，巴基斯坦举行建国第一次大选，全国25个党派参加了这次大选。在议会中，共有1570个候选人竞选国民议会中的300个主席，其中东巴有769个候选人，西巴有801人。可大选的结果出乎西巴人的意料，巴基斯坦人民党在东巴省一票未得，它的得票数只占总数的20%；而东巴省的人民联盟，虽然在西巴也一票未得，但得票数却占总票数的38%。此时，尽管东巴人对大选结果欢欣鼓舞，可西巴则忧心忡忡。西巴人害怕东巴人利用这次选举结果的优势制定对西巴人不利的宪法。东、西选举结果和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给即将召开的国民议会造成影响，西巴基斯坦拒绝移交权力。此次选举，以穆吉布·拉赫曼为首的人民联盟获得胜利，在国民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其提出的《六点纲领》1970年巴基斯坦大选，在东巴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联盟”以穆吉布·拉赫曼为首获得胜利，在国民议会中占多数席位。他于此次议会大党提出的《六点纲领》主张东巴自治，遭到巴中央政府的拒绝。这一分歧使巴国内政治局势日益紧张。主张东巴自治，遭到西巴中央政府的拒绝。这一分歧使巴国内政治局势日益紧张，同时激起东巴人的不满，双方矛盾爆发，斗争和冲突达到顶峰。
1971年3月，巴中央政府开始对东巴进行军事镇压，东巴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失去控制，大批难民开始源源不断地逃往印度，对印度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在东西巴产生国内纷争之际，美国宣布决定停止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其实援助一直继续），苏联也公开呼呼叶海亚尽快结束在东巴的镇压。尽管如此，随着难民的继续流入印度，巴基斯坦在国际上日益被孤立。面对当时一边倒的国际形势，印度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削弱巴基斯坦的机会。因此，印度政府利用难民问题干涉巴基斯坦的内战。虽然印度取得众多国家的支持和同情，但是印度依然有所担忧。为了使武力干涉顺利进行，印度希望获得苏联的强有力支持，并于8月9日与苏联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印度共和国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是苏联和印度缔结的具有军事性质的条约。1971年8月9日在印度新德里签订，同年8月18日生效，有效期20年，并可以顺延，每次5年。此条约的签定既表明这次战争得到苏联的积极配合，又限制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涉行动。印度已做好战事准备，在得到国际舆论支持以及与苏联签订条约后，印度下决心出兵干涉巴东西之争。
三、第三次印巴战争
印度决定以战争手段支持东巴独立。1971年11月21日，印军在苏联的支持下，大举入侵东巴基斯坦边界。至此，第三次印巴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在东巴和西巴两个战场展开。印度的战略企图是“东攻西守”以夺占东巴为最终目标。巴基斯坦的战略指导方针则是全力固守各战略要地，以此粉碎印军的突击行动。
印军准备完成对达卡的合围攻击作战。达卡是东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印军确定的最终攻占目标。1971年12月11日，印军各部队竞相向达卡进发，都想抢头功。印军动用了几乎所有的直升机和船只，运载人员、枪炮和坦克，越过河流障碍，向达卡逼近。为了加快挺进速度，印军甚至利用直升机运送地面部队进行“跳跃式”前进。12月11日晚8时，印军伞兵在达卡西北部实施空降，切断了巴军退路。到12月15日，印军地面部队已从东、北、西三面进抵达卡，空军和海军也对东巴实行了空中和海上封锁，切断了东巴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印度还加强了对巴军的心理攻势。印度所有广播电台反复播放马内克肖将军给巴基斯坦人的一封劝降信，并在巴防区内空投了印有劝降信的传单。为加强心理攻势，印空军还加大了对巴基斯坦防御地区的打击力度，特别加强了对达卡城周围约32千米以内所有通道的攻击。达卡巴军在孤立无援、欲战不能、欲退不得的绝境下，于12月16日，宣布实行全线停火，向印军投降。至此，战争基本结束，印度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1972年1月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成立。巴基斯坦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释放了被以“叛国罪”逮捕的东巴人民联盟领袖穆吉布·拉赫曼，后者就任孟加拉国第一任总统。
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后，印度通过发动这场战争，将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的版图上分离出去，成为独立主权的孟加拉国，解除了困扰印度多年的“东巴之忧”。这场不到一个月的战争将巴基斯坦一分为二，占全巴基斯坦人口56%，面积16%的东巴基斯坦成为一个独立的孟加拉国。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的图谋得以实现。从此，南亚次大陆上各国力量对比发生明显的变化，被肢解后的巴基斯坦进一步拉大了与印度的实力差距。印度成为南亚唯一一个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具有明显优势的地区大国。
巴基斯坦分裂与巴基斯坦的内部矛盾密切相关。由于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