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知力行踵事增华——缅怀马世长先生中国佛教考古历程
刘建华
Commemorating the Contribution of Prof. Ma Shichang to Chinese Buddhist Archaeology
LiuJianhua
2023年6月25日，是尊敬的马世长先生仙逝十周年之际。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由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委员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峰峰矿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北京大学与响堂山石窟考古研讨会——缅怀马世长先生佛教考古历程”在响堂山石窟——这个马先生心念久久、多次带学生实习的地方召开，师友和学子从四面八方齐聚响堂山（图1），在这里缅怀尊敬的马世长先生，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图12023年6月25日响堂山会议与会代表（响堂山石窟研究院提供）
马世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佛教考古学家、教育学家，是中国佛教考古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掌舵人。马先生在石窟寺与佛教考古、敦煌文书整理、佛经版本校勘等领域卓有建树，教育培养了大批佛教考古专业人才，在佛教考古及中国考古学界享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和地位。
马先生一生都在践行、传承、发扬、光大宿白先生所创立的中国佛教考古学，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佛教考古与佛教考古教育事业，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佛教考古学是怎样从石窟寺艺术、石窟寺考古发展成为中国考古学重要分支的历程。
一、路在脚下志向远大
马先生1939年3月生于河北省承德市。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石窟考古研究工作。1978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师从宿白教授和阎文儒教授，攻读中国佛教考古学。1982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此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考古系任教。
马先生践行佛教考古之路始于大学本科时跟随宿先生前往敦煌莫高窟实习，那是1962年的秋天，宿先生率领樊锦诗、马世长、段鹏琦、谢德根四位朝气蓬勃的年轻学子来到了敦煌，应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的邀请，宿先生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作了11次学术报告，后整理为《敦煌七讲》。宿先生的《敦煌七讲》涉及敦煌历史、敦煌学研究历史、佛教考古和石窟寺考古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对敦煌石窟个案研究心得的阐释[1]，**次将现代田野考古的基本方法——类型学、地层学在石窟寺田野考古中的应用做了详尽的说明。《敦煌七讲》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成为马先生从事石窟寺考古研究工作的基石和指南。
随后，宿先生带领四位学生对莫高窟早期的第268、272、275三个洞窟进行了全面测绘和记录（图2），并分别为毕业论文收集了相关资料。从此，马先生走上了终生为之奋斗的佛教考古之路。
1963年北大毕业后马先生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直至1978年考回北大读研究生，在大漠戈壁的艰苦环境中工作了15年。
图2马先生1962年敦煌洞窟调查笔记—龙门石窟研究
院马世长书屋（孙雨翻拍）
马先生是家中的*子，自幼天资聪颖，受到父母、姐妹的宠爱（图3），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家人的陪伴关爱中衣食无忧、快乐地度过的，马先生的父亲英年早逝，母亲视马先生为家宝，时时不离左右，得知马先生要离开家人远赴西北，归期未卜时，毅然坚定地支持马先生服从国家需要，赴敦煌工作[2]。马先生在敦煌不仅要克服缺水、干燥、严寒、风沙漫天的种种困难，还要饱尝母子离别、夫妻分居之苦。有了家人的支持，才有了马先生坚守敦煌十五年的决心和毅力，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敦煌，敦煌成就了马先生与佛教考古的一世情缘（图4）。
1963～1966年马先生与潘玉闪先生合作，完成了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后出版了考古报告《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3]。1964年马先生完成了**篇专业文章《新发现的北魏刺绣》[4]。之后，马世长、樊锦诗、关友惠三位先生长期合作，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研究莫高窟分期与排年，发表的《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5]，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引用，成为敦煌石窟考古分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马世长先生*立研究或与人合作，陆续发表了二十余篇有关敦煌文物研究的高水平论文，之后又参与了《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五卷本的编写工作，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6]。
在敦煌工作的历练与潜心笃行中，马先生深切地感悟到：登山方知众山高，入门始觉学问深。
宿先生所创立的石窟寺考古学博大精深，他渴望得到更系统更全面的学习深造，1978年我国恢复了研究生考试，马先生一举高中考回了母校读研，如愿以偿地师从宿白教授和阎文儒教授，攻读中国石窟寺艺术与考古。从此选择了与自己心仪的尊师宿白先生终生相随、无怨无悔，为培养佛教考古学子诲人不倦、呕心沥血，为中国佛教考古事业殚精竭力、鞠躬尽瘁。
马先生读研期间，于1979年9～11月参加了宿先生带领的北大历史系石窟考古实习组：由马世长、晁华山、许宛音、丁明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研究系研究生）等研究生组成，前往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对可以登临的全部洞窟形制、壁画内容等进行了考古调查与测绘，在记录、清理部分洞窟遗迹的同时，进行了龟兹地区石窟类型与阶段划分的初步探索[7]。这次实习调查，使宿先生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研究理论与田野方法论得到了全面升华，马先生与晁华山、许宛音、丁明夷被称为宿先生“石窟寺考古”的开山弟子。《中国石窟 克孜尔石窟》两卷本的研究论文主要出自他们的手笔[8]。由他们为主编著的《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卷[9]，是中国学者编写的**部石窟寺考古报告，成为编写石窟寺考古报告的范本。
图3马先生少年时全家福（马夫人吴芝萍提供）图4马先生在敦煌（唐仲明提供）
二、春风化雨桃李满门
马先生任教期间，曾担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汉唐考古教研室主任、北大考古学系第五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与学位委员会委员、考古学系副主任、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北大文博学院、北大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三所境外、海外大学的客座教授。2001年12月，马先生荣获2001年度北京大学桐山奖教学优秀奖[10]。
马先生任教以来，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考古学（下）》《中国石窟寺考古与艺术》《中国佛教考古》《汉文佛籍目录》等课程。1988年任硕士生导师；1996年任博士生导师。为佛教考古培养了十几名硕士、博士，另有十几名美国、日本的高级进修生和国内文博单位的进修生跟随马先生学习佛教考古。多次参与、主持石窟寺考古培训班的教学与实习工作，培育了大批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的专业人才。
1985年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北大考古学系招收了一届石窟寺考古研究生班，全日制二年，考入五人，指导老师：宿白、马世长、晁华山[11]。
1993～1996年，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北大考古系招收了四届文物鉴定研究生班，在职三年以上可报考，全日制三年，共有五个专业方向，其中佛教考古专业1994年考入1人，指导老师：宿白、马世长。
1988年7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届石窟考古培训班在云冈石窟举办，由北大宿白先生负责总体教学并担任主讲老师，亲自讲授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导论。授课老师还有马世长、晁华山、许宛音、丁明夷、业露华等。课程主要有：《中国佛教简史》《印度、中亚佛教考古》《中国石窟考古》《石窟考古测量、测绘与记录》等，马世长、丁明夷两位先生主持了全部教学工作（图5），李崇峰、李裕群、邢军参加了教学辅导工作，来自全国十三个石窟基层单位和省级考古所、古建所的业务人员近三十人有幸参加了这次培训班[12]。
1994年4月，马先生在甘肃带学生教学实习时，受甘肃省文物局委托，在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举办了为期月余的“甘肃文物干部培训班”，讲授《佛教石窟考古》，并对麦积山石窟进行实测和记录。北大考古学系博士后李裕群和研究生暨远志参加讲课和辅导。来自甘肃省各地、市、县石窟保护机构的业务干部近四十人参加了培训[13]，这批学员成为了甘肃省石窟寺考古研究与保护管理的生力军。
图5a1988年马先生云冈专修班记事本—龙门石窟研究院马世长书屋收藏（孙雨翻拍）
图5b1988年马先生云冈专修班记事本—龙门石窟研究院马世长书屋收藏（孙雨翻拍）
同年5月受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委托，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甘肃省河西各石窟文物保管所合作，对甘肃河西地区的武威天梯山、张掖马蹄寺和金塔寺、酒泉文殊山诸石窟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和记录，由马先生主持，李裕群、暨远志参加，历时3个月[14]。
1995年5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第二届石窟寺考古培训班在新疆克孜尔龟兹石窟研究所举办，由马先生主持，负责总体教学并担任主讲老师，授课的还有李崇峰老师，来自全国十一个石窟基层单位和省级考古所的业务人员二十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班[15]，课程主要有：《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汉魏佛教典籍目录》《印度佛教石窟寺》《犍陀罗与秣菟罗佛教造像》和《石窟文物保护》。课后全体学员在克孜尔石窟进行了石窟考古测绘和记录实习，并在库车、拜城附近调查测绘和记录了龟兹境内的部分佛教石窟[16]。
2002年9月至2003年12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北大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局合作，在四川省广元举办了“佛教考古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由北大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教授主持全面工作，马先生负责总体教学，李崇峰老师为班主任，韦正老师为助理老师。马先生、李崇峰老师担任主讲老师，授课老师还有温玉成、丁明夷、业露华、罗炤、刘建国、马洪藻、李裕群等著名学者和韦正、胡东坡、李志荣等年轻老师，课后在马先生、李崇峰老师、韦正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广元、安岳等石窟做考古调查、测绘记录实习（图6）。共有二十一名学员受教，其中十五名获得由北大研究生院颁发的“北京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17]。
两届石窟寺考古培训班与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使全国石窟保护机构的百余人受到了专业培训，学员们经过系统、全面的石窟寺考古理论学习和严格的田野考古实习，充实提高了佛教考古的基础知识和研究能力，熟练掌握了石窟寺田野考古方法和石窟寺保护、管理的操作规程。他们长期工作在石窟寺考古保护的**线，成为众多石窟寺保护和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为我国石窟寺考古研究与保护管理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马先生在北大任教时，多次带领学习佛教考古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到重要的石窟寺实习，教授学生田野考古测绘与记录的方法，还在实践中注重培养学生对石窟寺考古的兴趣与热情，注重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或高校密切合作，取得实习教学与研究成果的双赢。
1983年9月至1984年1月，马先生带领北大考古系80级部分本科生前往敦煌莫高窟实习，测绘了第268、272等窟。
1984年秋，马先生带领北大考古系82级本科生卓军、王立群、安都前往龙门石窟实习，对皇甫公窟进行了全面测绘，并对其现状和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参加测绘的还有：龙门文物保管所的贺志军、曹社松。1997年刊于《龙门石窟》**卷中的“皇甫公窟考古报告”就是这次田野考古的成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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