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广西铜鼓的类别和分布
　　广西铜鼓依其在造型和纹饰上的差异可分为以船纹、鹤纹、羽人纹为主导纹饰的骆越铜鼓和以马纹、钱纹、云雷纹为主导纹饰的俚僚铜鼓两个类型。
　　各类铜鼓的名称是以历史的记录为根据的。《后汉书 马援列传》说：东汉初年，马援奉命南征，“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这是骆越铜鼓在历史上*早的记录。这里，由于“交阯”和“骆越铜鼓”紧密联系在一起，故“交阯”一地并非指交趾一郡，而是和骆越民族的分布地区一致。当年马援所得的骆越铜鼓外观究竟如何，今人不得而知。但东汉以后在岭南西部骆越族地区发现的铜鼓较多，并且都具有以船纹、鹤纹和羽人纹为主导纹饰这一共同特征。有这些纹饰的铜鼓与当年马援所得的骆越铜鼓当为同类，为骆越族人民所创制，是骆越族地区社会文化遗物的代表。故我们将这类有船纹、鹤纹和羽人纹等主导纹饰的铜鼓称为“骆越铜鼓”。可以看出，骆越铜鼓上少数民族的花纹图案比较丰富，历史渊源较久远，艺术水平较高，历史分期也较明显，在广西铜鼓中始终居于主体的地位。
　　至于俚僚铜鼓，根据鼓形和纹饰特点并结合历史记载推论，它是由骆越铜鼓的中期分支发展起来的，属于骆越铜鼓的派生物，故其较早期的鼓较多地保留有中期骆越铜鼓纹饰的特征，所异者唯于鼓面蟾饰之间加饰马匹和骑乘纹饰（以下简称为“马饰”）而已。《后汉书》卷五十四：“裴氏《广州记》曰：‘狸獠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南史 欧阳頠传》载：“钦南征夷獠，禽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大献铜鼓，累代所无。”《隋书 地理志》也说：“自岭已南二十余郡 并铸铜为大鼓。”历史证明，俚僚族人民是“面阔丈余”的大铜鼓的制造者，但俚僚族所制造的大铜鼓纹饰特点如何，这点历史上没有提到。就今广西所见铜鼓的体型而言，骆越一类铜鼓面径多为70厘米左右，重35～40千克，属于中小型铜鼓之列，而云雷纹铜鼓的体型大，面径常在1米以上，大者竟达165厘米，残重299千克，被称为“铜鼓王”；钱纹铜鼓次之，面径常在80～120厘米。俚僚与骆越族有密切的关系，是汉以后骆越族的别称，其地皆在桂东南地区（包括广东西南部），和具有中原地区汉族纹饰的钱纹、雷纹铜鼓的分布地区相同。根据历史记载，“乌浒”和“俚僚”是骆越族在东汉以后相继出现的族称，是骆越族的后裔，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桂南、桂东南地区和粤西南地区，和上述雷纹铜鼓的分布地区相同，由此可见，历史上所称“累代所无”的“面阔丈余”的大铜鼓指的就是雷纹铜鼓。这些铜鼓是俚僚族人民所铸造的，是俚僚族的社会文化遗物，所以我们将这类铜鼓称为俚僚铜鼓。
　　（1）至于马纹铜鼓及其与其他纹饰铜鼓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马纹铜鼓是骆越铜鼓的典型，是古代广西少数民族统治者“崇尚勇武精神”的一种表现。笔者不同意这个看法。从广西壮族语言、有关民族史料和考古材料诸方面看（这方面材料将在后面一章提到），马纹铜鼓为东汉初年马援征交趾后出现的遗物（图1-1）。东汉以后，由于中原地区比较混乱，由其他地方来到广西的汉族人民增多了，骆越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相接触的机会也多了，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马纹铜鼓，于是进而采用具有东汉汉文化特征的四出五铢钱纹装饰铜鼓，继而采用远比钱纹更早的在商周时代流行过的雷纹装饰铜鼓。可见马纹铜鼓是俚僚铜鼓的一种，是俚僚铜鼓的前驱。如前所说，由于俚僚族为骆越族的后裔，故俚僚一类铜鼓实为骆越铜鼓的一种，是骆越铜鼓的继续和发展。到了中期和晚期，骆越铜鼓的纹饰特征渐行消失，更多地吸收了中原地区汉代和商周时期的纹饰特征。从这点上看，由于这些铜鼓是骆越族人民和汉族人民接触并接受了汉文化之后出现的产物，俚僚一类铜鼓可被称为“汉铜鼓”或“越汉铜鼓”。但因为这类铜鼓是俚僚族人民铸造的，且其形制与原骆越铜鼓有较大的差别，故称“俚僚铜鼓”为宜。为便于区别和研究，我们将这类有马饰、钱纹和雷纹的铜鼓称为俚僚铜鼓。俚僚铜鼓是越汉两族人民在政治和文化上交流融合的结果，是越汉两族人民团结合作的象征。
　　图1-1 麻江型铜鼓鼓胸上的马纹（蒋廷瑜摄）
　　从历史上看，伏波将军马援性酷爱马，东汉初期，他奉命南征交趾，得骆越铜鼓，于是令骆越族铸鼓工匠新铸（或在所得的骆越铜鼓之上加铸）有自己所喜爱的马匹和骑乘纹饰的铜鼓，以记战功（图1-2）。这是马饰铜鼓出现的原因，也是马援征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的特征和遗物之一（对于这一点，下章将详述）。其后，即在东汉以后，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南方地区较为安定，中原汉族人民南迁来广西的不少，他们经由番禺沿西江逆江而上来到广西，首先定居于广西的东南部（包括广东之西南部），其后发展至广西南部。原来居住在这些地区的骆越族（汉以后称为“俚僚”）人民在和北来的汉族人民接触以后，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自然而然地汉化了，这是古代广西民族大融合的一例。这些北来的汉族人民以及汉化了的俚僚族人民感到先前的马饰铜鼓反映的只是骆越族的文化生活和马援本人的生活爱好，不具有普遍的中原汉族文化特征，于是摒弃过去的骆越铜鼓的旧框架，新铸了具有中原地区汉族文化特征的铜鼓。*先是采用具有汉代特征的五铢钱纹和四出五铢钱纹，继而又揣摩商周时代的某些纹饰装饰铜鼓。由于中原地区曾有过“雷鼓”一类鼎物，加之当时南方铜鼓的主要作用是制雷祈雨保丰收，更由于当时南方铜鼓盛极一时，故所铸之鼓“唯高大为贵”，一些古色斑斓而声音响亮的大铜鼓尤其贵重。时人采用了商周时代的云雷纹饰，并将鼓铸造得特别大且厚重，目的是使所成之鼓更具有“雷鼓”和“天鼓”的特征，更能显示出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水平。
　　图1-2 鸡公山鼓上的骑士塑像（蒋廷瑜摄）
　　有学者从云雷纹饰上考虑，认为雷纹是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主导纹饰，故将有雷纹的铜鼓列为甲型鼓，认为这是西周时期的遗物。笔者以为这种看法值得商讨：**，按照洪声的说法，商周时代中原地区有钟鼎彝器，广西地区有“面阔丈余”的巨型（雷纹）铜鼓，则广西地区的社会经济较之中原地区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像这样的情况，笔者以为是不可想象的。根据民族史学界的考证，广西壮族地区到战国时期才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在这以前的商周时代显然是处于原始社会形态的。第二，纹饰问题。应该看到，中原地区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主导纹饰是饕餮纹，次为夔纹和窃*纹，至于雷纹则是作为衬托形式出现的，并且多是方雷纹，圆雷纹很少，更没有将方、圆雷纹并饰于同一器物或同一器物的晕圈之上的。而雷纹铜鼓则不然，铜鼓上的雷纹是主导纹饰，且多为圆雷纹，并有将方、圆雷纹同饰于一鼓上甚至是同一铜鼓的晕圈之上的情况。这种在形式和使用上的变异情况，说明云雷纹铜鼓上的雷纹纹饰已非商周时物，而是后人为了将有关铜鼓做出雷鼓特征及迎合某些人的玩古需要而仿造的。第三，规律问题。一般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由小到大的。铜鼓也不例外。而洪声所说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为避开这个矛盾，自圆其说，洪声在《广西古代铜鼓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萌芽期”问题。然而，连洪声本人也认为这只是一种设想，缺乏事实根据。既然如此，那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2）各类铜鼓的地理分布有一定的规律性。例如，大、中型铜鼓，不论其是何种类型，皆为出土之物，一般多发现于村落之旁或近郊，一般的小型铜鼓多为传世品。骆越铜鼓分布的地区较广，大抵广西各地都有所发现，但以桂西、桂西南、桂西北和桂中地区为多，另外，与桂西相邻的云南东部、西南部地区和国外的越南北部地区以至缅甸、泰国东北部地区也有发现。俚僚铜鼓分布的地区比较窄小，多发现于桂东南部和南部地区，与桂东南地区为邻的广东西南部地区也有发现。
　　（3）广西铜鼓的分布情形和广西古代民族的分布情况是一致的。根据民族史学界的考证，古代的广西和广东的西南部地区（包括越南北部地区）皆为古骆越、西瓯族的聚居区，但对骆越族、西瓯族的地理分布，历史上则少有提到。迄今为止，民族史学界多认为古代的岭南西部地区为“百越”族系统中的骆越和西瓯两个部落所居，从而认为广西的壮族来源于骆越和西瓯。本书不是讨论广西壮族源流问题，但因此问题与铜鼓的分布和族属有关，所以也不能不于此简述一下。上述之“二元论”论点，由来已久，有相当的影响，好多人都接受了这一论点。过去，受这个论点所影响，笔者也曾一度认为古代岭南西部地区有骆越和西瓯两个部落，广西的壮族来源于骆越和西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秦平南越后所设立的象郡为骆越族所居，桂林郡为西瓯族所居；其后，象郡的骆越族发展成为操南壮方言的壮族和与南壮方言比较接近的北傣语支各民族（傣族、布依族），桂林郡的西瓯族发展成为操北壮方言的壮族和与北壮方言比较接近的侗水语支各民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但在后来，当笔者进一步核实史料并与民族语言结合在一块考虑之后，觉得这个“二元论”论点是不对的，于是笔者不仅否定了他人的意见，也否定了自己先前的意见。笔者认为古代的岭南西部地区根本不存在骆越和西瓯两个并存的部落实体，只有骆越族一个部落，没有西瓯族，西瓯族只不过是骆越族的另一个族称而已。广西的壮族只来源于骆越族一个部落，不是来源于骆越和西瓯；后来，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骆越族发展成为壮侗语族各民族（侗水语支的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北傣语支的壮族、布依族，傣族黎语支的黎族）。
　　根据秦代的象郡、桂林郡郡界的区划和广西壮语南北方言区的分界，以及“骆”“乌浒”“俚僚”等古越语语音与南壮方言比较接近，笔者认为秦平南越后所设立的象郡为骆越族地区，桂林郡为西瓯族地区；骆越族向前发展成为以后操南壮方言的壮族和与南北壮族方言较接近的壮傣语支各民族，西瓯族则发展成为操北壮方言的壮族和与北壮方言较接近的侗水语支各民族。但因为骆越、西瓯族都是岭南西部地区的越人，故在通常情况下，它们彼此之间常被混称，各种族称又常因时而异。
　　从民族语言方面看，考西瓯族的“瓯”字，所有“瓯”“骆”及在汉以后出现的“乌浒”“俚僚”皆为古越语的读音。根据历史记载，“俚”和“僚”常是并称的，并且是相通的。“骆”与“僚”是同音义的。古代的越族地区社会比较落后（对于先进的汉族而言），只存民族语言而无民族文字，因此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对越族的称谓只好以其语言中的某个特点为代表，由于“瓯”音在越族人的生活中用得*多而且普遍，久而久之，“瓯”音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其他民族对越族称谓的代词，如称

目录
序 i
自序 v
前言 xv
第一章 广西铜鼓的类别和分布 1
第二章 铜鼓的历史分期及其形制 11
一、早、中期：骆越铜鼓的形制 12
二、中期：俚僚铜鼓的形制 13
三、晚期：骆越铜鼓的形制 19
第三章 广西铜鼓的年代 21
第四章 铜鼓的铸造技术及其用法 30
第五章 铜鼓的本名 41
一、东南亚国家的情况 42
二、国内南方西南方少数民族的情况 45
三、国史中的铜鼓本名 59
四、结语 59
第六章 铜鼓的主要纹饰含义 61
第七章 铜鼓的音乐性能 81
第八章 铜鼓在历史上的作用 87
一、卜鼓祈年 87
二、娱乐作用 93
三、压邪保平安 94
四、其他作用 97
第九章 铜鼓源于帝尧之土鼓——关于铜鼓起源问题的再探 100
一、铜鼓之制与“濒海饶湿”无关 101
二、于与铜鼓形制不同、时代亦异 106
三、鼓乎？釜乎？ 109
四、林邦存先生的土鼓与南方铜鼓无渊源关系 122
五、铜鼓源于帝尧之土鼓 124
第十章 铜鼓沉瘗探原 144
第十一章 关于铜鼓的铸造地点和族属问题 174
第一节 铜鼓的铸造地点和族属问题 174
一、铜鼓的铸造地点 174
二、铜鼓的族属问题 185
第二节 关于百濮与百越关系的讨论：濮为越说——兼论濮、越人的地理分布 188
一、语言学资料 189
二、历史学材料 191
三、地名学资料 194
四、民族学资料 196
五、考古学资料 198
第三节 关于南蛮与百越关系的讨论：蛮为越说 201
一、“蛮”字的由来 201
二、“蛮”字的含义 202
三、蛮人的族属问题 205
第四节 关于西瓯与骆越关系的讨论：西瓯即骆越也 206
一、夜郎族属进一言——兼论骆越及其人的分布问题 206
二、壮族源流问题浅识 212
三、说“壮” 225
第十二章 杂论 236
第一节 “取钗击鼓”探原 236
第二节 “马式”铜鼓考 240
第三节 铜鼓卜丰年（壮、瑶族风俗） 249
第四节 壮族铜鼓舞 259
第五节 花山再探——论左江崖画 269
第六节 岳（蜂鼓） 285
一、名称 285
二、有关岳鼓的史料及其产生的历史年代 287
三、岳鼓的地理分布 290
四、岳鼓在历史上的作用 291
五、岳鼓的族属问题 292
后记 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