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研究背景、内容与方法
1.1陕北青铜器出土概况
陕北，是对陕西省北部地区的简称，是相对于陕西的陕南和关中而言的，在行政区划上包括榆林和延安两市及其所辖县（区）。该地区位于我国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其南缘以渭北北山山系为天然分界线与关中平原相接，北靠毛乌素沙漠，和鄂尔多斯高原接壤，东隔南流黄河与山西相望，西以子午岭为界与宁夏、甘肃相邻。陕北高原以黄土塬、梁、峁、沟为基本地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总面积9万余平方公里，其*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了*特的历史文化。
先秦时期，陕北地区是“戎狄”的活动范围，在商代属于商代方国属地，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是游牧民族和秦人活动的区域。从文化地理的视角看，陕北地区正处于北方游牧文化带的中段，是典型的“农牧交错带”，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政治势力彼此消长及社会文化相互融合交错的区域，也是中国中原地区和欧亚草原地带之间联系或相互影响的重要通道，在考古学研究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陕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年代主要集中于商代晚期和春秋战国时期两个时间段，商代以前及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及相关遗存仅有少量的发现。
1.1.1商代以前青铜器出土概况
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后更名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榆林市榆阳区小纪汗镇昌汗界村考古发掘出土1件环*刀，时代为新华遗址二期文化（约2000BC）。该环*刀是典型的北方系青铜器，由此推断至晚在夏代，陕北地区已有使用北方系青铜器的人群在活动。
近年来，随着对神木石峁城址的调查和发掘系统深入开展，在石峁城址的夏代遗存中出土了环*刀、锥、镞、环（包括齿轮环）等铜器，以及制作环*刀、锥等器物的石范，不仅为揭示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铜器的形制和技术特征增添了重要实物资料，而且说明陕北地区的先民至少从夏代早期已掌握了铜器的范铸技术。
1.1.2商代青铜器出土概况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陕北地区陆续出土了大量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据目前已整理公布的资料不完全统计，先后共出土约33批次，计约297件。出土地点主要分布在清涧、绥德、子洲、吴堡、子长、延川、延长、甘泉、淳化等地。
这些青铜器中包括容器87件，兵器85件，工具35件，车马器1件，饰品及其他89件。其中容器大多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容器，也有直线纹簋等少量未见于殷墟的容器。
兵器、工具中的直内戈、*内戈、直内钺、镞、斧、锛、凿等与殷墟同类器物相同；也包括数量较多的管銎斧、三銎刀、兽*刀、环*刀、铃*剑、蛇*匕、羊*勺等具有鲜明北方草原文化特色的器物，整体面貌上与南流黄河东岸的晋西北地区所出青铜器相似；另外还有管銎钺、銎内戈等综合了中原器型特征与草原风格的混合式器物。
车马器仅有1件弓形器，该类器物在殷墟和北方草原地区都较为常见，可能是驾驭马车所用的“挂缰钩”。饰品及其他器物中包括数量较多的铜泡，该类器物可能缀饰于甲胄。此外，还出土14件金质饰品，包括金质弓形饰、云形金耳饰、金箔片等，是典型的北方风格金属器，在晋西北地区也有发现。这些器物绝大多数是当地群众在生产劳动时无意中发现的，虽根据同出的人骨可以确定为墓葬随葬品，但几乎都未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
目前，陕北地区经过正式发掘的商代晚期遗存有20世纪末发掘的清涧李家崖遗址和绥德薛家渠遗址，以及近年来发现的清涧辛庄遗址，这几处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为陕北地区出土青铜器的断代分期与文化归属提供了可靠的时空坐标。其中，绥德薛家渠遗址中虽未出土铜器，但该遗址所在地及周边均有铜器墓发现；李家崖遗址于1983年至1991年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4次发掘，发现城墙、房址、窖穴和墓葬等遗迹，其中墓葬或遗址中出土有直内戈、管銎钺、直内戚、管銎斧、蛇*匕、镞、锥等铜器，从铜器的类型特征上可推断陕北地区出土的商晚期青铜器与李家崖遗址应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自2012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辛庄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宗教礼仪性的夯土建筑以及陶范、陶模、泥芯、铜渣等铸铜遗存，从陶范的形制来推测，铸造的器类至少包括青铜容器和车马器。这些发现是进一步认识陕北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冶金技术特征的重要资料。
1.1.3西周青铜器出土概况
陕北出土的西周青铜器较少，且大多是典型的中原风格的器物，主要出土于延安市的富县、延长、洛川等地。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批西周青铜器于1988年出自延长县安沟镇岔口村寨子山以南下坪山峁的一个窖藏，包括觥、簋、鬲、壶、盉、釜、杯、戈、削刀等共计14件铜器，另有圆形金饰片和带形金饰2件；该窖藏出土器物绝大部分是中原风格的容器，其中环*柄釜、削刀以及金饰品的发现表明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存在。富县羊泉镇下立石村出土1件素面鼎，洛川县百益乡居德村出土1件夔纹鼎，时代均为西周早期；横山高镇镇出土1件波*纹柄勺，时代为西周晚期。《陕北出土青铜器》中还收录了20余件出土于绥德、神木、子洲、横山、子长、宜川等地的青铜工具、武器，主要是斧、锛、环*刀、直内戈等器类。
1.1.4东周青铜器出土概况
陕北地区出土东周时期的青铜器数量较大，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以及陕北地区各市、县、区博物馆和文物管理部门的文物库房中均有大量收藏，《陕北出土青铜器》中收录有陕北地区出土的东周青铜器400余件，大多是器型较完整且具有代表性的器物，而实际总数远不止这些。陕北出土的东周青铜器包括容器、兵器、工具、车马器及装饰品等几类，以兵器、工具、车马器和装饰品为主，其中又以刀、带钩的数量*多。但是这些青铜器大多是零星发现或征集品，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科学发掘。20世纪80年代，在神木的纳林高兔、李家畔、中沟、老龙池、马家盖沟和乔岔滩等地发现了一些战国晚期的具有典型草原文化特色的金属器，但均未经正式发掘，其中纳林高兔墓葬出土鹰喙鹿身怪兽纹金冠顶饰、金虎、银虎、圆雕银鹿、银环、盘羊银扣饰、刺猬形铜竿头饰、银质错金剑柄、透雕花虫银饰片、铜扣饰等20余件；李家畔出土圆雕兔形饰件、带扣、扣形饰、环形饰、锯齿形饰、管等30余件铜器；老龙池出土1件双环*剑；马家盖沟出土1件铜釜；中沟出土圆雕铜狗、车軎、銮铃等十余件铜器。
整体上，陕北地区东周时期文化遗存的考古发掘资料较少。198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工作队在清涧李家崖文化古城址周边发掘了一批墓葬，时代范围约从春秋中期偏晚至秦代，出土有陶器、铜器、铁器及玉石器，其中铜器包括剑、銎内戈、矛、弩机、镞、带钩、管、环、扣及半两钱等43件；墓葬特征及陶器类型与晋文化有较多相似性，銎内戈、带钩及部分双耳陶罐具有北方文化特征。d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实习组等在米脂县张坪村发掘四座东周墓葬，年代约为春秋早期或两周之际，出土铜器包括长胡直内戈、环*刀、镞、环、带扣等8件，墓葬形制及陶器组合较多地反映了周文化因素，环*刀、带扣则具有北方文化特色。a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横山杨家峁村发掘一处东周时期的小型聚落遗址，年代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该遗址出土了铸铜遗留下来的陶范残片200余片及少量铜渣，从陶器特征看其文化性质主要与晋文化相当，但也包含少量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b2011年4月至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黄陵县寨头河村发掘战国墓葬90座、马坑2座及方坑1座，出土有陶、铜、铁、骨、玉、石、料器等逾千件随葬品，其中铜器包括鼎、戈、剑、镞、车辖、车軎、马衔、马镳、铜铃、带钩、镯、环、管、牌饰、带扣、布币等，该墓地文化面貌复杂，多元文化因素共存，时代为战国中晚期，族属为戎人，国别为魏，为辨识该地区同类遗存的年代及性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标尺。
综上所述，陕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主要集中于商代晚期和东周两个时期。商晚期典型的中原文化系统青铜器出土较多，尤其是有较多常见于殷墟的容器，而且大部分铜器群以觚、爵为主要的组合形式，显然晚商时期陕北地区与殷墟商文化和先周文化有密切联系；兵器、工具、装饰品等小件器物是商代晚期陕北地区出土铜器的大宗，其中较多的北方系青铜器代表着该地区的文化主体。陕北地区西周青铜器出土较少，以典型的中原系统器物为主，且大部分出土于陕北地区南部的延安市境内，少量兵器、工具在榆林地区仅有零星收集，由此可见或许西周时期周人势力未能深入陕北地区。东周时期陕北地区青铜器中北方草原文化特色的器物占主导地位，主要出土于北部的榆林地区，可见这一时期陕北地区北方草原文化繁盛，出土器物与鄂尔多斯地区青铜器面貌基本一致，与甘肃东部、宁夏地区联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