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两周青铜艺术研究简史
艺术风格的变化是时代变化的产物，也是理解这个时代的重要线索。从研究层面来说，对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研究是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不过，虽然早在宋代以前，已有关于青铜器的零星记载，比较系统的青铜器著录与研究包括对纹饰的定名和分类也自宋代开始，但从艺术角度对青铜器加以分析研究的，则迟至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大量的著作仍是以青铜器的历史、考古价值为关注重点，对青铜器艺术的研究比较零星、分散，有所论及的也是以纹饰为主，而对青铜器艺术风格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为了理清青铜器艺术研究的发展线索，我们把目前所见有关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以简要介绍。
第一节先秦至清代的研究
这一时期所见的有关于青铜艺术研究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对青铜器纹饰的描述与定名上。
有关青铜器纹饰的文献记载出现很早，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左传》《吕氏春秋》等已有关于青铜器纹饰的零星记载。《左传 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吕氏春秋》中有多处关于青铜器纹饰的记载，如“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先识览 先识》）、“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审分览 慎势》）、“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离俗览 适威》）、“周鼎著鼠，令马履之，为其不阳也。不阳者，亡国之俗也”（《恃君览 达郁》）。其对饕餮纹、窃曲纹的记载沿用至今。
对青铜器造型及纹饰比较系统的图像记载，目前所见*早的是宋代的《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吕大临《考古图》著录体例的要素之一即为描摹器物造型，注重以不同笔法表现造型与花纹的层次，且多以附图说明器物的内部结构和功能。在描摹器型的同时，兼及器上纹饰，并结合纹饰的形象对其命名，所述及的有饕餮、云气、牛首、螭、龟、象、虎首、龙等，首次将纹饰名称与纹饰形象建立起了对应关系，成为后世青铜器著录的通例。王黼《宣和博古图》著录铜器的数量及规范程度均超过了《考古图》。编者在《考古图》的基础上，将铜器分类、定名，更为细致地描摹其形制及纹饰，并新命名夔龙纹、鱗纹、蟠虬纹、蛇虺纹、蟠夔纹、旋纹、垂花纹等纹饰，又将螭纹分为蟠螭、蚊螭、立螭，雷纹之中分出细雷纹等。他对纹饰的含义记述颇多，如“以蟠虬为之饰，亦以示其不可妄动之意”，“蝉又取其趋高洁而不沉于卑秽”，“山以取其仁之静，花以取其礼之纹”，“象饕餮以戒其贪，象帷形以寓其智，作云雷以象泽物之功，著夔龙以象不测之变。至于牛鼎、羊鼎、豕鼎，又各取其象而饰焉”，分别阐明了蟠虬纹、蝉纹、山纹、花纹、饕餮纹、帷纹、云雷纹、夔龙纹、牛纹、羊纹、豕纹等纹饰所隐藏的含义，并说明了古人以不同动物作为纹饰的原因和目的。这两部著作对青铜器纹饰的文字描述与图像记载兼备，在青铜器纹饰的命名、分类和内涵研究上，为后世青铜器研究开了先河。
清代考据之学盛行，青铜器研究更多旨在“证经补史”，导致研究者的兴趣集中于铭文，而对器型、纹饰关注甚少。著作中涉及青铜器造型、纹饰的仍以图录为主，如《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乙编）等。在纹饰的命名方面，《西清古鉴》中记载的新的纹饰名称有盘云、云龙、垂云、云螭等。不过，“至清代，纹饰名称相当繁赘”，“清人定名标准不严，随意性较强”。
第二节近代以来的研究
近代以来，西方考古学思想引入，促进了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综合性研究著作，但总的来说，这些著作仍然更多的是从考古学、历史学角度来研究青铜纹饰，而较少从艺术学角度来讨论。严格来说，纹饰研究本身也兼具多种学科的内涵，学者们从不同学科如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不同的角度切入，都可以开辟出一片广阔的研究领域。鉴于本书的研究目的，我们在介绍近代以来的研究状况时，侧重了艺术和审美角度的研究成果。
一、综合研究
1.考古学和青铜器研究领域
关于考古学和青铜器的综合研究，主要有容庚《商周彝器通考》①和《殷周青铜器通论》②（与张维持合著），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③，马承源《中国青铜器》④和《中国青铜器研究》⑤，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_和《中国青铜器综论》⑦。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和《殷周青铜器通论》，对青铜器的形制、名称、时代、真伪以及铭文、花纹等作了综合的考察和缜密的论证，与其前后所撰的一系列相关著作共同构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为现代青铜器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的新时代。
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青铜器的著作中，*全面系统、*深入的一部。此书共有三卷，日文版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目前中译本已出版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卷对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青铜器资料与研究做了全面的总结，讨论了青铜器的名称，青铜器在祭祀、飨宴等礼仪中的使用方法，也详细论述了商代至春秋早期的器形演变，并简要述及几种青铜器纹饰。第二卷讨论了商代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纹饰，将其分为饕餮、牺首、龙、介于龙鸟之间的鬼神、凤凰、凤凰以外的鸟形神、其他动物形鬼神、人形鬼神、魍魉、亚动物纹、几何纹等大的类型，然后每个大类下面再细分为小类，其研究既重视从类型学方面分析，又强调从图像学的角度对纹饰内涵的解读，同时也注意到纹饰的配置情况，将甲骨文、金文、古文献和考古实物资料相对照进行综合研究。第三卷讨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全书并附有超过万幅的图片，亦是一部相当齐全的殷周青铜器的集成性图谱。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和《中国青铜器综论》，也是鸿篇巨制的集大成之作。著者在大量占有资料和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全面架构了有关青铜器研究的各个方面，其中相当篇幅的内容可以作为青铜艺术研究的相关资料，包括器类，纹饰的类别、内涵、艺术特征，铭文，铸造工艺，装饰工艺，以及青铜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等。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与前述著作相比较，则更具艺术研究的特质。其中“概论”“形制和纹样”两个部分，从中国青铜艺术的发展阶段、纹饰分类、部分纹饰的内涵等多个方面探讨了青铜艺术的相关问题，行文中颇多从艺术认知角度进行的解读，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2.艺术史研究领域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①是我国较早的艺术史学方面的专著。该书的第二至四章，详细介绍了夏商周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铸造技术、组合方式、艺术特点等。同时，作者也强调了对青铜器艺术的解读问题，认为既可以依据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历史的解读，也可由今人的直观感受对其进行风格分析。与此类似的还有卞宗舜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②、王家树《中国工艺美术史》③、叶刘天增《中国装饰艺术史》④等。这些著作尽管都专辟章节介绍，但都是将青铜器装饰艺术置于工艺美术史的叙述角度之中，基本忽略青铜器的历史、考古背景和价值，而更多地从艺术创作和艺术审美的角度去解读器物。
岳钰《论商周青铜器造型设计艺术》⑤，从造型设计艺术的角度分析和研究青铜器造型设计的特点，他把青铜器分为纯艺术性青铜器艺术和实用功能性青铜器艺术两个大类，分别讨论了青铜器艺术的精神内涵、审美特点、造型设计法则、装饰手法的变化、装饰与实用功能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并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造型设计的新特点和新成就。
谢崇安《商周艺术》_，结合古代文献对青铜器多种纹饰的含义做了分析，尤其注重探讨商周时期的社会习俗、文化构造及美学观念对商周艺术包括青铜艺术的影响。
王朝闻总主编、李松主编《中国美术史 夏商周卷》，总结了多家认识成果，在对商周青铜器艺术分期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时期审美的时代心理，对青铜器艺术的造型、纹饰题材内容与装饰手法以及青铜雕塑艺术品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该书是目前为止在青铜艺术史研究领域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论著。
李松、贺西林《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①，也是较为全面地论述我国青铜艺术发展的著作。导言部分“青铜器艺术的分期”是从《中国美术史 夏商周卷》的框架中发展而来，依次分为酝酿、发展和尾声三个大的阶段，第二阶段又分为发展初期、商风格盛期、西周风格成熟期、东周风格盛期四个阶段。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即商代、两周、秦汉及北方草原和云南青铜器艺术，从时代背景、器形演变、纹饰风格、审美精神等方面对商周青铜器艺术作以论述，并且明确提出了工艺技术对装饰内容的重要影响。
倪玉湛《夏商周青铜器艺术的发展源流》②，详细论述了青铜器艺术的渊源、起源和发展的完整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青铜器形制与纹饰、铸造技术发展演变的讨论。
杨远《透物见人：夏商周青铜器的装饰艺术研究》③，从夏商周青铜容器的分期、分类的考古学研究入手，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分析了各类容器的造型设计特点及其演变过程，系统梳理了各类装饰纹样的起源和形式演变，并对部分装饰纹样的内涵做了研究，进而分析了青铜器的装饰工艺方法和装饰艺术的表现形式，*后尝试性地探讨了商、周时期青铜器装饰艺术的阶段性规律及其所体现出的主要审美思想。
杨冬《先秦青铜艺术的语言》④，从形态学入手，对先秦青铜艺术的起源、发展概况与基本特征，青铜艺术的造器、纹饰、装饰工艺、形态语言与构成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者的思路和方法有别于学界的传统，采用了艺术设计领域专业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二、艺术风格分期研究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编序说一彝器形象学试探》⑤，把中国青铜器时代分为四期，即滥觞期（商前期）、勃古期（商后期至周穆王）、开放期（周恭王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勃古期之器物“形制率厚重，其有纹缋者，刻镂率深沉 美言之可谓古意盎然，恶言之则未脱野蛮畛域”；开放期之器物“形制率较前期简便。有纹缋者，刻镂渐浮浅。多粗花 大抵本期之器已脱去神话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两周装饰艺术卷传统之束缚而有自由奔放之精神。然自嗜古者言之，则不免粗率”；新式期之器物“形制可分堕落式与精进式两种。堕落式沿前期之路线而益趋简陋。多无纹缋。其简陋之极者，几与后来之汉器无别 精进式则轻灵而多奇构。纹缋刻镂更浅细，前期之粗花一变而为极工整之细花 有镶嵌错金之新奇，有羽人飞兽之跃进，附丽于器体之动物，多用写实形而呈生动之气韵”。其对商周青铜器艺术风格的概述，虽只言片语却相当准确。
岑家梧《艺术考古学之进展》①，认为殷周铜器纹饰“形态均整，无甚变化”，“至春秋战国，风格突变，动物图案多作飞跃卷伏之状，渐进自然之描写，间或刻以车马狩猎图像 ”，并对其风格演变原因提出认识。他的《图腾艺术史》②受西方图腾学说的影响，曾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夔龙、夔凤、饕餮等均是图腾动物的形象。他对商周青铜器纹饰的解读虽有泛图腾的倾向，但却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青铜纹饰作的新的阐释。
李泽厚《美的历程》③，从美学角度对青铜器艺术功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提出商代青铜器“狞厉的美”的说法。“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也使青铜艺术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的风格。”他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艺术风格做了分析，“作为祭祀的青铜礼器也日益失去其神圣光彩的威吓力量”，“理性的、分析的、纤细的、人间的意兴趣味和时代风貌日益蔓延”。
李福顺《中国美术史》④，参考郭沫若先生的分期，从审美特征、装饰风格的变化方面，对先秦时期的青铜器艺术进行了分期。他将青铜艺术分为滥觞、鼎盛、开放、新式、衰变五期，认为“殷人以瑰丽（狞厉）为美，西周以朴素为美，春秋以新奇为美，战国以华巧为美”。他指出青铜器装饰的功用是“实用、审美、伦理观念的集合体”“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认为青铜器装饰艺术进一步影响了古代绘画、雕塑的装饰性。
王朝闻总主编、李松主编《中国美术史 夏商周卷》⑤，指出“三代（主要是商、西周、东周）艺术表现出不同的审美趋向，商代艺术突出表现为神圣、庄严之美；西周侧重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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