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绪论
　　邓国是先秦时期颇有影响的古国，历史悠久。《庄子 徐无鬼》载：“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 a可见夏商以前邓部族即已在中原地区有广泛的活动，为华夏集团的重要成员。入周以后，邓受封于南土。《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 巴、濮、楚、邓，吾南土也。” b表明邓于西周初年即已进入南土，与巴、濮、楚并列，为周代南土重要诸侯。
　　邓国文化基础深厚。《左传》曾记楚武王夫人邓嫚的言论及邓侯吾离访问鲁国，传世及出土邓国铜容器 48件，皆表明邓国有较高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西周晚期时甚至有自己的历法，在江汉地区的开发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两周时期，邓国位处南方要津、周之南土的边缘地带。而作为南土重要诸侯，邓国与周王室关系密切，周昭王南征江汉，邓为南征路线上的重要据点。春秋早期，楚国在江汉地区崛起，邓、楚紧邻，且结成姻亲，邓国和邓文化对楚国的兴起和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邓上承西周、下接楚国，是周文化南下和楚文化兴起之间的重要承接点。
　　文献中邓国的资料相当有限，但邓国铭文铜器及与“邓”有关的金文早年即已见于著录。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河南平顶山、陕西西安与湖北襄阳、谷城等地陆续出土了邓国有铭铜器，加上传世和历年来征集的有铭邓器，为邓国历史与邓文化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更为重要的是，1987年之后在今湖北襄阳北部，以邓城城址为中心、方圆5千米范围内先后发掘了韩岗、黄家村、周家岗、王家巷、吴家坡、吴家湖遗址和王坡、韩岗、沈岗、卞营墓地等较为集中的邓国遗址、墓地，以及余岗邓遗民墓地，为我们探讨考古学上的邓文化和邓、楚文化的融合过程，进而深入研究邓国历史与社会及两周时期江汉地区的开发进程奠定了基础。
　　**节周代邓国历史、考古学文化研究综述
　　由于文献资料过少，古代学者对邓国的历史或地望涉猎不多，观点不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现代学者基本没有涉猎邓国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该研究的突破以石泉先生（以下凡人名后均省略“先生”二字）于1980年发表《古邓国、邓县考》为标志，其后，部分学者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成果。而关于邓国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工作起步更晚，以徐少华的《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的出版为肇始。但整体来说，截至本项目开始前，有关邓国历史文化特别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学者和成果不多，并主要形成了周代邓国地望在河南邓州和湖北襄阳两种不同观点。
　　一、邓国历史研究主要成果综述
　　有关邓国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国族源、迁徙过程及地望、境土范围等方面。
　　石泉《古邓国、邓县考》系统梳理文献资料，结合考古调查，经严密论证后指出，古邓国在今河南邓县之说不能成立，而是在今襄阳市樊城西北的邓城。而楚灭邓后，这里先后为楚、秦、汉、魏、晋、宋、齐邓县，今河南邓县则为穰县所在。同时，在今襄阳市樊城东北存在着晋及唐宋邓城县。他还论证了与古邓国周边相关的鄾、樊、郾并非先秦古国，而是地名，其中鄾为邓之边邑，樊更不是宣王时仲山甫封地，而郾国则在今湖北宜城北。在此基础上考证出邓国的境土南到汉水，北到今河南新野、邓县（现邓州市）一带，东到今唐白河下游西北岸，西与谷国相邻，即南阳盆地南部今襄阳县（现襄州区）境的汉水以北和新野、邓县以南地带a。这一研究成果梳理了邓国的历史，辨明了古邓国的地望与境土范围。
　　周永珍《两周时期的应国、邓国铜器及地理位置》以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发现的“邓公簋”铭文为基础，结合《春秋》《左传》等文献与传世铜器铭文，亦提出春秋邓国的地理疆域在以襄阳邓城为中心的区域，方圆约150里；并分析了邓国与楚国为界邻、邓楚联姻、楚武王之前邓国较为强盛、楚文王灭邓和邓国姓为嫚等史实。其成果实际对石泉的研究进行了补充。
　　何光岳《邓国、曼国、蛮子国的来源和迁徙——论*早融入华夏族中的三个苗族小国》主要通过文献结合甲骨文、金文资料对邓国的来源和迁徙进行考证，认为邓国产生于黄帝时代，历夏商周，先后为黄帝族登姓、夏族姒姓、东夷族子姓、北狄隗姓和苗蛮族曼姓所取代；其迁徙过程是由山东转入河南，*后立国于湖北襄阳西北的邓城，春秋初年为楚国所灭。其中，周初时邓为隗姓，居于豫西山地邓林一带，这里为蛮地，周昭王前为曼姓取代。而邓文化本为苗蛮文化，受到占人口多数的华夏族邓人的文明影响，变得比其他同族蛮人先进，才以曼姓别于蛮。西周中叶迁于襄阳邓城a。该成果将邓国的历史上溯到了史前时期，并对其文化脉络和迁徙过程做了分析。黄有汉《古代邓国、邓县地望考》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对古代邓国、邓县地望邓州说、襄阳说进行梳理，并在论证后认为先秦时期的古邓国、历史上的古邓县皆在今河南邓州市境内，先秦时期的古邓国南境已达汉水之北，但襄阳附近不是古邓国的中心地区b。
　　牛武成《春秋百国探微》论证了古邓国的中心在今襄阳东北，地域涵盖今湖北襄阳以北至河南邓县、新野一带c。
　　张祖耀《邓国、楚国关系初探》通过文献记载和铜器铭文梳理了邓部族、邓国的源流，认为其始于上古时期，历夏商周，为楚所灭；其族姓前后有别，但始终位于南阳盆地。西周邓国为曼姓，其地望春秋以前在今邓州市一带，春秋南迁至今襄阳北郊d。
　　马世之《中原楚文化研究》之《楚灭邓国及其文化》运用文献资料梳理了邓国国姓为曼（即嫚）和古代邓国地望的两说：河南邓州说和湖北襄樊（今襄阳，下同）说（又有西北、东北两种观点）。他在考订后同意石泉的观点，并指出，西周初年曼姓邓国在邓林一带立国，并有隗姓邓国与襄樊附近至南阳盆地南部邓林曼姓邓国并存，邓国的北境可能已到达今河南新野县及邓州市一带e。当然，关于隗姓邓国的铜器铭文据后考是释读上存在问题所致f，历史上并不存在隗姓邓国。
　　笔者先后有多篇论文对古邓国及先后因袭的邓县历史、地望进行了探讨。《邓城—樊城演进历程考》主要通过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梳理了襄樊城市发展从邓国都城之邓城到樊城演进的历程a。《周代邓国地望考》从历史文献资料和传世铜器铭文着手，通过分析直接和间接的考古资料，证明邓城城址不晚于西周中期就作为周代邓国都城，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楚灭邓、秦占邓地后先后成为楚、秦邓县，汉至南北朝因袭。境土范围位于今南阳盆地南部，东不过唐白河，西过汉水到今谷城东境，与原谷国接壤，北到今河南邓州南部，南抵汉水，或达汉水以南的今襄阳城附近b。《古代襄樊城市变迁进程的初步研究》通过文献辨析和考古资料支撑，否定了仲山甫封樊在今樊城的传统观点，进而论证出古代襄樊城市的源头为西周中期邓国营建的古邓城，后成为楚邓县，直至南北朝时期的邓县县治。该城虽经历了由都城而大县县城到小县县城的发展脉络，城市发展呈现出逐步萎缩并*终废弃的轨迹，但城址位置稳定，自建成之日起至废弃时止基本没有变动过c。
　　崔新社《试论邓国故址的空间形态和历史价值》通过考古资料对古邓国的空间范围进行分析，认为其分布在以今襄阳邓城城址为中心的60平方千米范围内，邓城形成于西周初期，先后为邓国都城和楚至南朝齐邓县治所d。
　　张保同《古邓国、邓县的地望与诸葛亮躬耕地》从诸葛亮《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记载入手，通过对文献材料的辨析认为，东汉邓县上溯至古邓国的地望均在邓州e。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邓姓来源时追溯到了古邓国，这里不再赘述。
　　二、邓国考古学文化研究主要成果综述
　　关于邓国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成果很少，集中在对邓国铜器、考古学文化遗存及其历史文化等相关问题方面。
　　徐少华在邓国历史与考古学文化研究方面做了较多工作，《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二章**节之“邓国”、《邓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综合传世文献与铜器铭文及考古资料，对邓国族姓、来源、迁徙历程及文化面貌做了全面分析与讨论，证实黄帝时期有邓部族，舜时居邓之墟，其为中原氏族社会时期一个具有一定经济、文化水平的古族，夏商以前在黄河流域有广泛活动。邓国西周初年被封，国姓为嫚姓。西周以前邓部族的活动地不详；西周初年处江汉地区，周昭王时已位于南阳盆地。西周中晚期至两周之际是邓国历史上的繁荣时期，与其他诸侯国有广泛联系，“是一个具有一定影响，有较高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南方大国”。邓国铜器具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特色，自身文化底蕴深厚。邓被楚灭后，“邓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先进因素对楚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楚文化的形成，必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注入一定的新鲜血液”a。《论近年来出土的几件春秋有铭邓器》《邓国铜器综考》以出土新资料为基础，全面分析邓国铜器与铭文资料，通过对邓国铜器及春秋“邓”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等特点进行辨析，建立了邓国铜器发展序列和邓国国君世系，还对古邓国的历史与文化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反映了古邓国与姬周文化的高度一致性、悠久的历史文化源流及文化交流状况；特别指出楚灭邓置县后，并未使邓亡国绝祀，而是保留了邓之族民与国祀，作为附庸存于楚境，从而将视野从邓国与邓文化延伸至楚国与楚文化，以及中国上古社会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b。
　　笔者《襄樊邓城区域两周遗存文化属性分析》《襄阳邓文化遗存的楚文化因素考察》对邓城区域确认的邓、楚、秦文化遗迹、遗物分析后认为，邓城作为两周时期汉水中游区域性中心城市存在，以邓城城址为中心的邓城区域在两周时期由于政治格局的转换，文化空间随之发生突变，先后经历了邓、楚、秦三种主体文化的更替，其中作为周封国的邓文化与中原周文化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其文化的先进性奠定了本区邓文化的深厚基础，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顽强地保留着自身的文化特色。只是到了西周晚期，邓文化也开始受到周邻楚文化的影响，春秋早期更盛c。
　　陈楚天《周代邓国、邓县的历史与文化》以考古资料和相关文献为依据，对邓国、邓县各个时期的历史与文化做了详细考辨。认为至迟自西周中期开始的邓国及相继的楚邓县、秦邓县均在今襄阳樊城西北的古邓城；邓国疆域东到滚河中游，南抵汉水，西与谷国接壤，北达新野一带。文章对邓国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邓国文化早期与中原文化有很强的相似性，后来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较大d。胡刚《襄阳沈岗M694的年代及其性质浅析》通过对沈岗墓地M694随葬器物的形制、纹饰分析，认为其年代为西周晚期；再通过随葬器物组合和墓葬形制比对，认为该墓与周文化相似度更高，是一座西周晚期的邓国墓葬。
　　此外，也有学者在介绍邓国铜器新材料的文章中对邓国历史、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初步研究，如杨桂荣《馆藏邓国铜器》介绍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下同）收藏的3件铭文邓器，指出邓国是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物质文化基础的比较强盛的诸侯国b；陈千万《湖北谷城发现的邓国铜器及相关问题》对谷城擂鼓台一号墓及出土邓器进行了介绍，指出这批铜器比较严格地保留着姬周文化传统，还释读并分析了铜鼎铭文和器主身份，进而阐述了其发现的意义，特别是对邓国西部疆域越过汉水提供了重要资料c。
　　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在非邓国专门研究成果中涉及古邓国的历史、考古学文化研究，如黄尚明《湖北襄樊真武山遗址西周时期遗存族属试探》d、傅玥《长江中游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e、张丹《南襄盆地出土两周时期铭文研究》f、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国”》g、黄锦前《商末周初东土和南土的形势及其控制措施——从商末有关“伐夷方”铜器铭文的理解谈起》 h等，不一而足。
　　上述研究成果重点集中在对邓国历史主要是周代邓国历史、地望和邓国铭文铜器、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研究上。其中对邓国历史脉络的认识基本相同，即邓部族在史前时期已存在，并具有一定的经济、文化水平，之后历夏、商，西周初年被分封于周王朝南土，春秋早期为楚所灭，只是西周以前的历史鉴于材料的缺乏认识模糊；对周代邓国的国姓和大体地望、疆域范围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即其国姓为嫚姓，周代地望、疆域范围在今南阳盆地；关于周代邓文化性质和水平的认识也大体无差别，即邓文化与周文化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晚期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邓文化是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诸侯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