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1902—1988），著名作家，国内文物鉴赏与文物研究的先驱者。

沈从文的整个后半生都致力于文物研究。作为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有着深厚的文献功底，接触过数十万件珍贵文物，因而对鉴赏玉器、陶瓷、铜器、漆器、丝绸等文物的门道如数家珍；又因其与众不同的抒情气质，在他的笔下，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了历史和文化的温度。

沈从文的文物研究著作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

本书精选沈从文文物研究文章30篇，分门别类地介绍了玉器、陶瓷、漆器、琉璃等文物的鉴赏知识、加工工艺、历史典故、研究方法，把6000年文物分门别类地看个遍，从此掌握看文物的门道！

全书包含近200张全彩文物图片，呈现沈从文笔下的文物之美。收录沈从文的演讲《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听沈先生讲述自己是如何研究文物的。另外还收录《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张新颖教授的导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文物研究之间的关系。

翻开本书，看懂玉器、陶瓷、漆器、琉璃等文物背后的门道！

 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 沈从文

 有人说沈从文不写小说，太可惜！我以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

—— 张兆和  

 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

—— 汪曾祺

 沈先生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赞叹不已，样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学”。

—— 汪曾祺

 （从文）在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卓越成就，也只会提高而不会淹没或降低他的文学成就。

—— 朱光潜

 沈老在考古学方面的成就并不低于他在写作上的成功。

—— 金介甫（《沈从文论》） 

《沈从文讲文物》（“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节选，有删减）

我十五岁就离开了家乡，到本地的破烂军队里面当一个小兵，前前后后转了五六年，大概屈原作品中提到的沅水流域，我差不多都来来去去经过不知道多少次，屈原还没有到的地方，大概我也到过了，那就是乡下。所以我对沅水的乡情，感情是很深的。后来有机会到北京去学习的时候呢，能够写的多半也就是家乡的事情。

我对家乡新的事情知道的还是少，比较少，知道的还是过去的。关于比较下层的生活，划船的船夫、纤手，小码头上的人事我比较熟悉。但是我的写作应该说是失败了，前前后后写了三十年。我的思想比较落后，也许是严重落后吧！所以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我就离开了写作，又不能做空头作家呀！因为没有生活，思想又比较保守，一下子适应不来了，就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

当时历史博物馆大约有十三个教授级的，我们在一块。我清清楚楚记得，大家谈到学习时都坐下来学习，我一天就泡在陈列馆，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对文物没有一点儿知识，有兴趣没知识，我只觉得这个东西应当好好地学。因此有个很好的机会，每一次历史博物馆的展览，我都要参加，从开始展览一直到关门，我都参加。什么辉县的、郑州二里岗的展览，安阳的展览，麦积山、炳灵寺的展览，楚文物展览，全国文物展览，我都参加了。特别是敦煌艺术展览，我待得特别久，前后差不多一年。我的基本常识就这么点儿。所以刚才讲我是专家，是不能相信的。我始终是一个不及格的说明员，主要原因就是东西越来越多，来不及了，人也老了，所以到了快八十岁了，又转业了，转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支持，得到大家的帮忙，特别是在座的大家都知道的王㐨同志的帮忙，才起始把六四年着手的一本通俗性的、关于服装发展同衍进的图录勉强完成。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学习和补充我们没有的知识。到这里以后，得到侯局长、高馆长及各位领导热心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两位老师——高先生同熊先生十分耐心地陪着我来看，一件一件来学习，我这里深深表示感谢。

……

单纯地谈服装不容易，《舆服志》说得太简单。《舆服志》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就是统治者在某种技术上的事，按照图像是看不出来的。

比如说汉石刻，现在我们一切从比较上看，才能知道东汉石刻反映的，确是东汉的。比如梁冠的问题，都是上冲后再下来两收为止，里面有“平巾”，没有另一个冠。这个大家都不太注意，有的都写到西汉去了。原来很少人注意这个问题，西汉和东汉头上的问题完全是两个样子。主要是西汉时没有这个包头，冠就在头上，约发而不裹头。东汉才加巾，巾帻。记载上其实写得很清楚：有的讲汉文帝、汉成帝头发多，壮发，因此用巾先约发再加冠；有的说王莽没有头发，是秃头，因此加巾再加冠产生梁冠。从这个材料上看，大概在王莽时代以后，东汉才有了这种梁冠约发而加巾。

但是，是不是埋坟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我们从大量的石刻上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坟里头，以为墓葬应当是很可靠的，但也是相对的。比如说西晋的—到北朝时，挖的俑，奏乐的以为是北朝的，其实北朝没这个东西，从头发看没有这东西。这个时候按政治上的情景，埋坟照例是把前一代的拿来当伎乐使用。从西晋上不大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从东晋上看，就看得出来。东晋正史提到，加假发越来越多，后来感到头上重量都不能戴了，平时都放在架子上，这个时候叫“解头”。根据《晋书·舆服志》，比较有相对的可靠性。近来发现南朝的头发，两边大，甚至把耳朵都包着。

近来朱檀墓的出土，一大堆俑，大家说，这可是明朝的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实际上从服饰上稍稍注意一下，才晓得主要是那个牵马的，原来是个宋朝的样子，还是平翅幞头，元朝都不用了。

还有辽墓出了许多问题，写报告的大概是愿意发现眼见的情况，中间有许多穿汉人装束的官僚在桌子边服务的样子，说这是民族团结。实际上虽然有些南官的制度，但这些都是当差的，在那儿侍奉统治者。正像《宣和遗事》上提到，把宋朝宗室全部掳到北京以后，平时让他们到民政司烤火、绣花。到了他们喝酒的时候，金朝这些将帅，就叫宋朝宗室的这些妇女呀，来唱歌侍宴。这是从政治上来处理问题。所以我们搞这个东西从这方面来研究，有些头绪就比较清楚。

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在湖南省博物馆的讲话

玉 001

陶瓷与玻璃 077

漆器与螺钿 229

展品说明展 287

“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门外谈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322

编后记 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