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藏高原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开创了“高原丝绸之路”*
　　霍巍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F 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最初提出的一个概念，是 指代汉代中国通向西方（这里所指的西方，主要是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古代印度）的一条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后来，这个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断发生变化：一是在时间轴上，人们意识到事实上早在汉代以前，以中国中原地区为出发点的东西方交流已经有之，因而从汉代一直向前追溯到史前时代，也向后延续到汉唐宋元以后，将不同时代的东西方交流的路线均纳入其中；二是在地理空间上，也突破了狭义的“陆上丝绸之路”（也称之为“沙漠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提出更为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和南方以海上交通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区域间形成的“西南丝绸之路”等不同的概念。如同荣新江先生所言：“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1］然而，迄今为止，却很少有人将中国西南地理空间上极为辽阔、地理位置上极其重要的青藏高原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来加以考虑，从而提出“高原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本文拟从以下方面，以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作为主要材料，来讨论相关的问题。
　　一、“高原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提出
　　笔者提出的“高原丝绸之路”，很显然是在狭义的丝绸之路概念上的拓展，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具体而言，它是指从中国中原地区经由青藏高原，或者由青藏高原出发的不同时期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域交流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笔者曾对这个概念做过进一步的阐述：“其一，（这个概念）并不仅仅局限在以丝绸贸易为主从而形成所谓‘丝绸之路’的汉代，而是包括了从史前时代开始以来这一地区与外部世界（包括外国与中国内地）交流往来的路线；其二，这些不同时代的交通路线既有主要的干线，也还包括了若干重要的支线，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一个交通网络；其三，这些路线既有外向型的国际通道，可以直接通向今天的外域；也有内向型的通道，从而将这些通过青藏高原的国际通道和起点在中国内地、沿海的所谓‘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等连接在一起；其四，这些路线在历史上所发挥的功能均不是单一性质的，它们与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传播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都具有复合性的功能。”［2］以往的研究中，曾经有学者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视野对于笔者所论及的“高原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有过涉及，曾分别提出过诸如“吐蕃丝路”“唐蕃古道”“香料之路”“食盐之路”“麝香之路”“茶马古道”等若干概念，这些概念均有其合理性，但在内涵和外延上却与“高原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后者在时间、空间这两个维度上都要更为广阔。笔者之所以要提出“高原丝绸之路”这个更为广义的概念，绝不是要跟风追潮，标新立异，而是主要基于以下这样一些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其一，近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考古发掘工作的进步并不断提供给研究者以新鲜的实物史料，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丝绸之路的理解，基本上都不再局限于李希霍芬时代所提出的狭义的丝绸之路概念，而是将其大大的加以拓展。这不仅是学术视野的扩展，也是理论、方法上的进步，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及时地修正旧有的观念和认识，提出新的创见。
　　其二，青藏高原过去考古工作起步较晚，缺乏较为有力的考古证据来讨论这一概念。近年来西藏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史前时代直到汉唐时代（对应青藏高原而言则可略同于吐蕃早期各“小邦”时代和唐代吐蕃王朝时期）都出土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材料，其中既有和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直接相关的大量汉晋、唐代的丝绸残片，也有欧亚大陆和海上贸易中常见的宝石、珠玉等装饰品的组件；出土金银器中的器型有不少系仿制中亚地区波斯萨珊王朝和粟特系统金银器，还有最能体现欧亚草原文化色彩的大量装饰在金银器上的有翼神兽、大角动物、马与骑手等纹饰图案。在一些文献记载的重要交通要道上，还发现了和唐代中印交通直接相关的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印度时所镌刻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铭刻，更是提供了印证、补充、完善文献史料的重要考古实物。此外，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位于西藏边境线上古藏文题刻、佛教石刻、铜钟等实物，也都和吐蕃时期与中亚、南亚的交通有关。所以，笔者赞同“不同时代都有不同时代的丝绸之路”这个观点［1］，认为适时地提出这个概念，无疑有助于国内外学术界及时地重新认识和深化“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这些整体性的概念。
　　其三，从青藏高原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论，它北接新疆，和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相平行；东连四川、云南，和这一区域内的“西南丝绸之路”“藏羌彝民族走廊”等天然相接；西南和南面与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中亚和南亚国家与地区相毗邻，在河谷峻岭之间有若干条自然通道相通。这种区位特点决定其不可能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盲区”。
　　其四，事实上，虽然自然条件高寒恶劣，但却从来不能阻隔高原上的各民族与外界交流、交往的脚步，他们利用高原上无数“山结”“水结”之间形成的若干条主要干道和密如毛细血管般的民间小道，充满智慧地选择不同季节、避开风雪严寒，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和水草分布特点，一直维系着这些通道的运转，并不断对此进行开拓、改进和完善。直到今天，在青藏高原形成的主要交通干道，其大体走向、主要关隘、出境口岸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和这些传统的古道相重叠。以今推古，无论从逻辑还是从现实上，我们都无法否认广义上的“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存在。
　　二、“高原丝绸之路”最初的开拓者
　　从目前最新的考古发现来看，距今5万～4万年前，远古人类已经踏上了青藏高原。在距今5500年，藏东昌都已经出现了定居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考古遗址是卡若遗址、小恩达遗址等。大约在距今4000年，西藏的腹心地带也开始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出现了拉萨曲贡、山南昌果沟遗址等一批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3］。从这个时期居址的建设、农作物品种的选择与种植，陶器、石器等生产和生活用具的制作，装饰品等高级消费品的出现等考古遗存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一个令人瞩目的客观事实：从外部输入高原的物质文化、精神产品一直没有中止过，而带入这些因素的人群，应当是流动的人群；其中反映出的远程贸易、技术和观念的传播，外来因素和本土因素的融合等因素，都是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实现的，从而为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以卡若遗址为例，在这个遗址的早期遗存当中，发现的主要农作物种类是粟，聚落中发现大量半地穴式的房屋，墙体和地面均做过处理，出土的陶器、石器与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也具有可比性。所以，卡若遗址的发掘主持者童恩正先生认为，“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和传说两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似乎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居民中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土著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族；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 卡若遗址早期两期之间文化面貌产生的某些急骤变化，是否与这两种类型的民族文化接触有关，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4］。童恩正先生认为，有一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进入青藏高原东麓，从而从外部输入了这些文化因素。
　　汉文文献中所记载的“西羌”，应当是青藏高原上早期迁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民族。《后汉书 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 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 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5］从这段记载中可知，西羌在中国西部的分布极为广阔，南面和蜀汉之外的所谓“徼外蛮夷”相毗邻，其西北已经进入到西域诸国境域，它们从蜀汉、西域等不同的方向迁徙进入青藏高原，应当顺理成章。所以，对于唐代吐蕃的来源，在《旧唐书 吐蕃传上》中讲道：“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6］5219而《新唐书 吐蕃传》则更为直接地认为：“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 散处河、湟、江、岷间。”［7］虽然青藏高原早期人群的迁徙情况可能是十分复杂的一个历史过程，但西羌曾是青藏高原古代族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应是可信的历史事实。两《唐书》中明确记载吐蕃“本汉西羌之地”，或径言“吐蕃本西羌属”，实际上都强烈地暗示出这种隐藏在文本当中的真实历史线索。历史学者张云认为：“汉文中就有羌即藏的说法，从民族成分的基本构成上和文化风貌上说吐蕃即是羌，在我们看来是对的，象雄人、苏毗人皆与西羌人有关或直接是羌人。”［8］两《唐书》等唐宋时期成书的汉文文献所记载的年代虽然已经晚到汉唐，但童恩正先生则从更为久远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便已经注意到这些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民族，是很有远见的一个推测。
　　在西藏早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当中，笔者曾经从多方面考察过当中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有关的因素［9］。例如，与青藏高原西部相邻的今印占克什米尔地区，曾发现布鲁扎霍姆遗址（Burzahom，也译为布尔扎洪遗址），并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数次考古发掘。由于该处遗址具有与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相似的若干文化因素，如半月形石刀、穿孔石器、长条形石锛石凿、半地穴式房屋等，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中国学者都认为这个遗址反映出黄河流域和青藏高原东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能影响到了克什米尔地区a。西藏出土的蚀花料珠——“gzi”（藏族群众称其为“天珠”），近年来在西藏西部地区早期墓葬中多有出土，童恩正先生认为其可能源自伊朗高原［10］，因这种珠饰在南亚地区也多有发现，另一个可能的生产和传播地点或许是在印巴次大陆。又如，在拉萨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中，曾发现过一件陶制的猴面装饰［11］。意大利著名学者G 杜齐（G.Tucii）指出，米努辛斯克地区也有这一主题出现［12］；而石硕先生发现，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神话传说体系中，这种以猕猴作为早期人类创世者的原始宗教信仰也曾经较为流行［13］。如《隋书 党项传》称，“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14］。藏文史籍中关于古代人种起源有各种说法，但最令人注目的就是猕猴传人的传说。所以，这种远距离之间的信仰、观念意识的传播，和不同地区人类的交流往来应当有关。再如，拉萨曲贡石丘墓当中，曾出土过一面铁柄青铜镜（编号为M203∶2），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考古学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它与中国传统的无柄具纽形铜镜系统不同，而与中亚、西亚或南亚的带柄镜系统有相似之处，并对它的来源、装饰艺术风格、传播途径等问题发表过不同的意见a。近年来在西藏西部象泉河等地考古发掘出土的公元前4～公元6世纪的墓葬中，更是有多枚不同形制的青铜带柄镜，它们常常与前文所说的蚀花料珠“gzi”同出于一墓，其来源地应当大体上相同，目前学术界一般倾向认为其是从南亚、中亚输出的商品。此外，西藏西部的古代岩画中，还出现了一些十分显著的带有“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的图案，如岩画中刻绘的动物均具有鹿形大角、身饰横置“S”形纹饰或双涡纹等特点，令人联想到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所谓“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纹”［15］。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西藏西部岩画中的“动物形风格”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斯基泰风格”极其相似，提出可将其归入到欧亚草原岩画传统，并与其周边的“中亚岩画丛”“阿尔泰岩画丛”相互衔接，可视为“欧亚草原岩画圈”中的“高地亚洲类型”［16］。这些观点都很富启发意义。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实物上，都显示出早在西藏史前时代，青藏高原人群从外部进入到高原的通路已经被充分地开发利用，人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都出现了多种外来文化影响、交流的遗迹。可以推测，这些因素的传播、交流有些可能是由人群的迁徙流动直接带入到高原的；也不排除一些因素（尤其是信仰、观念、意识和技术等精神层面的内容）可以间接地、接力式地长距离传播进入到高原。而这些人群（族群）我认为无疑正是广义上的“高原丝绸之路”最初的开拓者。他们不畏艰辛，筚路蓝缕，拓殖高原，为直到今天仍被许多人视为“生命禁区”的世界屋脊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同时，他们当年排除万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