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第一章 绪论
中国是世界上*早铸造和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自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起至20世纪初近代机制币的广泛使用，大约铸行了两千五百年的时间。中国古代货币有别于其他早期文明国家货币*显著的特色，即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青铜，不仅如此，而且也是世界上使用青铜货币历时*长的国家，从春秋晚期至明代中期（嘉靖年间）［1］，大约两千余年，基本上未曾间断，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古代货币无论是它产生的时代还是其本身的内涵，都离不开青铜时代、青铜文化和青铜铸造技术。因此，欲研究中国古代钱币的铸造工艺必须从青铜时代开始。
第一节 青铜时代价值体系与一般等价物的形成
中国的青铜时代大约起于公元前 2000年前后（相当于夏文化的早期），大致跨越了夏商周三个朝代，以其精湛的铸造技艺和琳琅满目的青铜器为标志，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灿烂的时代。三代以后，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青铜文化衰落，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青铜范铸技术之精华，其工艺思想，并未消亡，而由铸钱业继承并不断向前推进。也就是说，铸钱工艺与青铜范铸工艺不但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是青铜范铸技术之延续和发展，只有站在这一认识层面上，才能很好地把握、理解和解读我国古代的铸钱工艺及其相关问题。
一、中国古代货币的产生
中国古代什么时候开始有货币，或者说中国古代货币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一直是个有趣且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货币史，也就是说货币史跟文明史同步［1］。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认为进入文明社会就会有交换，有交换就会有货币。这种观点看似自然、客观，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有交换不一定就有货币，中国古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着以货易货的物物交换（甚至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比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货币流动性严重不足时，还不时发生着物物交换），货币只有在社会经济活动进入买卖关系，有等价交换思想时才会产生。一些论著中经常提及的“抱布贸丝”，原文《诗经 卫风 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讲的也是我国古代早期（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以物易物场景。
那么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货币？中国的货币历史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简单的回答是，一个社会只有当它需要货币的时候，货币才能产生。
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以来，广袤辽阔的区域就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农耕社会自给自足是其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鲜有买卖交易。夏商，一般称其为古国与方国的时代，人们在自己的领地上耕种生活，鲜有交换；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上的分封时代，天子王畿之外皆为大大小小之封国或受封之国，人们耕种领地，尽享山泽之利，有限的交换主要来自国与国之间的礼尚往来或下对上的朝贡与上对下的赏赐。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的商品，没有买卖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学意义上的货币。
二、贝是什么？
有人把贝的出现认作货币的产生，也即是认为贝是*早的货币，这一观点亦是没有依据的。贝乃海洋生物之壳，是天然之物，怎能与经济社会中买卖关系的一般等价物画等号呢？从广泛的考古出土情况来看，贝更多地指向的是一种饰品，或更早的是“神物”“灵物”，具有某种生命象征及再生意涵的宗教信物。远古时期，自然条件恶劣，生命极其脆弱，夭折的生命众多，人的寿命短暂，祈求上苍庇护，确保种族繁衍自然成为人们本能的愿望与追求。贝，由于其特有的外观，使人们将其与生命、新生儿联系起来，用于表达某种含意，所以，人们对贝的崇拜实际上源于生命崇拜，或许产生于母系社会的女阴崇拜（生殖崇拜）。另外，从具体的出土情况来看，早期贝的出土皆来自墓葬，夏代墓葬出有海贝，商代墓葬出有海贝，西周墓葬出有海贝，春秋战国墓葬及车马坑中也出有海贝（图1-1）。墓葬中，*有代表性的当属西周贵族墓的“荒帷”，如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荒帷，用数以千计的贝及少量蚌壳等物什编织而成 从种种迹象来看，早期贝之用途可能专为“事死”和某种特定的仪式而用。以前，人们论述贝是货币，经常以《尚书 盘庚》（中）篇中的“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作文献佐证，姚朔民在《“具乃贝玉”新说》一文明确指出，“此处的贝玉不是指财富，而是指丧礼中为死者实口的葬具，即饭含”［1］。其实，贝用作口含，早在夏代甚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就已经有了。在陕西临潼姜寨发现的属于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文化遗存 M275中，就有 30枚海贝分别置于死者的头部、口部和腹部［2］；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发掘的一批年代与夏代相当的墓葬中亦发现将海贝放置在口内的现象［3］。
图1-1 山东临淄春秋车马坑出土马络头
因此，如果说把海贝认作是币的话，那应该是指其特定的礼币属性，而不是后世人们理解的用于市场买卖的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币。当然不排除商周时期（尤其是在西周）在特定的情况下，贝在贵族之间用于货物互换交易。如亢鼎铭文（图1-2）：“乙未，公大保买大珠于样亚，才五十朋。公令亢归样亚贝五十朋以鬱（郁）瓶、鬯坛、牛一。亚宾亢骍金二钧。亢对亚宁，用乍父己。夫册。 ”尤其是至战国，金属铸币已较普遍使用，但形形色色各种材质的仿贝，如铜仿贝、金仿贝、银仿贝、石仿贝、玉仿贝、骨仿贝、陶仿贝、蚌壳仿贝，仍然层出不穷，大量存在，这本身也说明贝的本质应该就是饰品。山东孙永行先生所著《齐地贝币》一书就收录了齐临淄故城及周边地区出土的 15种各色仿贝 300余枚［1］。
图 1-2 亢鼎铭文
三、铜贝
铜贝，即铜仿贝，以往由于人们把海贝与货币画等号，视作*早的货币。因此，当河南安阳、山西保德出土铜仿贝时，有人就按简单的逻辑将其定为*早的铜铸币。其实，无论是从它们放的位置还是从伴出物来判断，都很难与货币挂钩。河南安阳的铜仿贝与陶、玉、石、骨、蚌等器共出（图 1-3）；山西保德的铜仿贝与海贝和车马器同在一起，且有玉、骨、琥珀、绿松石珠等伴出（图 1-4）。就出土情况来看，铜仿贝应指向作装饰之用，而非货币类财富，撰写报告的吴振录先生也指出保德铜仿贝“似作辔饰”之用［2］。特别是，至战国四大类货币已经铸行之后，铜仿贝仍有发现，如临淄齐故城遗址就出土有铜仿贝［3］，这更说明了铜仿贝的本质是饰品，而非货币。
图 1-3 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贝饰
图 1-4 商代保德铜仿贝
第二节 青铜称量货币的产生与发展
从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来看，青铜时代的后期，具备产生一般等价物的条件。
众所周知，中国的青铜时代是辉煌非凡的时代。她的辉煌，不仅仅是给后世留下无数精美的青铜器，并且奠定了中国礼仪文化的基础，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等级地位和意识形态、礼乐制度等等都直接用青铜器表现出来。不仅如此，由于青铜制作技术的登峰造极，无比发达，事实上，青铜时代后期，青铜几乎可以制作当时社会人们想要的任何东西，礼器、兵器、乐器、工具、农具，以及装饰件和其他人们能想象出的任何物件。至此，客观地说，中国社会不仅形成了青铜文化，并且形成了全社会的青铜崇拜。所以，金文中有大量青铜用于贡献、赏赐、赋税、罚没、俸禄以及支付等的记载。利簋（武王）铭曰：“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图 1-5）。”［1］禽簋（成王）载：“王伐盖（奄）侯，周公某（谋）禽祝，禽又（有）（脤）祝，王易金百寽。”［2］过伯簋（昭王）载：“过伯从王伐反荆京，寽金。”［3］翏生盨（厉王）载：“王征南淮夷 翏生从， 寽戎器，寽金。 ”［4］《尧典》“金作赎刑”，孔颖达疏：“古之赎罪者皆用铜，汉时改用黄金”。《诗 大雅 泮水》曰：“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可见，青铜的用途得到广泛的认识，青铜的价值为社会所普遍认同，并成为公众所想的财富。因此，客观上青铜已经具备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资格。所以说，中国青铜时代青铜文化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青铜器上，更重要的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青铜的价值观念。这使人们不仅广泛而且深入地认识了青铜的价值，并根深蒂固地树立了青铜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古代为什么铸币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青铜，并且沿用两千余年，而不像西方那样选择白银和黄金的根本所在，也是彭信威先生在其名著《中国货币史》一书序言中所指出的，为什么“西汉的五铢钱”在清末还能流通的根本所在。
图 1-5 利簋铭文
客观上看，在青铜时代，青铜不管以什么形状出现，都可以衡以重量来行用，这不仅在上述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有所反映，在出土实物中也有所体现。据河南蔡运章先生报告，青铜块和青铜器残片在河南洛阳、陕西周原的西周墓葬和青铜窖藏中屡有出土［1］。1964年至 1971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北窑村西发掘清理了 370座西周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兵器和车马器等残片。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周原地区也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块和青铜器残片，如 1972年，云塘上务子村发现的青铜器窖藏中，出土青铜厚重礼器的残片就达 20余千克；同年 5月又出土铜铃、大编钟等残片 10余千克［2］。江南这些年来从宁镇地区至浙北地区，也屡屡出土了大量西周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块，比较典型的有：① 1975年，句容县城东公社西庙大队一座土墩墓中出土青铜块 150多千克［3］；② 1975年 5月，金坛县城东公社电力大队社员在平整一土堆时，发现一几何印纹陶罐，内满盛青铜块共 70余千克（图 1-6）［4］；③ 1984年，昆山县兵希镇盛庄村发现两个窖藏土坑，出土青铜块 100多块，重量从十几克到几百克不等，同时伴有一些兵器、农具、工
图1-6 1975年金坛县出土的青铜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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