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惠先把《毕命》判为伪书，而后认为《毕命》的记时“古今文皆无”，或认为“梅赜袭其词”。这样的论证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何况16字中还有《毕命豐刑》和“王命作册豐刑”两种不同的说法。顾名思义《毕命》应是册命，而《豐刑》则应是刑法之类。《毕命豐刑》应是把性质不同的两篇著作撮合在一起。阎辨《毕命》此条，并没有搞清《毕命》与《豐刑》的关系，而且充满疑似之词，用连自己都没能搞清的材料来否定《毕命》，显然不足为据。其实，无论是《毕命》，还是刘歆所引的《毕命豐刑》，其记时中的“庚午朏”，都是后人所追加。因为相当于月出的“朏”，在西周金文中一律使用“生霸”，而绝不用“朏”。阎、惠还列举《毕命》中与后世经籍中相同或相似的语句作为《毕命》作伪的“赃证”。其中如“左右先王”“殷顽民”“升降”之类，都是古代的习惯用语，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至于“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釐东郊”与书序“分居里成周郊”语句相似，并不能证明《毕命》抄书序。更有甚者，惠栋居然两度引用《汲郡古文》的材料作为《毕命》伪书之证。所谓《汲郡古文》，其实均出自《今本竹书纪年》而不见于古本。《四库总目·竹书纪年提要》和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曾列举大量证据证明《今本竹书纪年》是伪书，已成定谳。用伪书辨伪，指控《毕命》系伪书，当然不能视为定论。确认伪书的抄袭，必须列举确凿证据。如前人揭发《管子·大匡》抄袭《左传》而不知删除记时的“二月”“五月”“九年”。a又如我们曾指出《管子·势篇》中“天时不作，勿为客”“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逆节萌生，天地未形”“成熟之道，嬴缩为宝”等大量与《国语·越语下》雷同的语句是抄自《越语》，因为这些语句都是来源于范蠡与越王勾践的对话。每一次谈话都有其时代背景，都是针对吴越16年间政治、经济形势而发表的议论，是根据当时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所采取的对策。而《管子·势篇》抽去了时代背景，杂乱无章地抄袭上述语句，让人感到唐突费解，不知所云，必伪无疑。a阎、惠虽然罗列出《毕命》与后世经籍中相同相似的语句，但却未能列举出《毕命》抄袭的证据，伪书说似难成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把《毕命》排除在外未必妥当。恰恰相反，《毕命》中对康王时称“成周”而述周公事称“洛邑”的表述，符合历史事实，必有其根据，是后人无法拟作的。尽管其中羼有后人所加的记时和“四夷左袵”之类似为晚出的语句，但不能全部否定其史料价值。
综上所证，何尊应是康王五年作器，“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应是康王迁都于成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