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大学中原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于2022年3月12日至13日在郑州举办了“根与魂：考古学视野下不断裂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会议研讨主题旨在长时段、深层次、多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特质与内涵。本书即与会学者提交论文的结集，共包含34篇论文，分为“考古理论研究”、“文化变迁研究”和“物质文明研究”三个部分，涵盖了聚落、城市、墓葬、手工业、简牍、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研究内容均贯穿“不断裂中华文明”的主线，其中既有对个案研究的深入探讨，也有对古代文明长时段、跨区域的宏观研究，还有对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广泛讨论，这些研究都是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模式问题的有益探索。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第一部分考古理论研究
　　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
　　刘庆柱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文明”一词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如《周易 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 舜典》“睿哲文明”等。上述文献之“文明”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文明”不同，后者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政治学、人类学、考古学术语。
　　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 亨利 摩尔根（LewisHenryMorgan）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或三个时代，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考古学家柴尔德（VereGordonChilde）在《城市革命（1950）》中提出：“蒙昧时代”即旧石器时代，“野蛮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文明时代”则人类进入国家阶段。
　　“文明”的本质是什么？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易建平认为：“从词源角度看，文明即国家。”本文的“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文明”，是“国家”的同义语。从中国考古学来说，“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关于“文明起源”研究是个世界性课题，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有着“传播论”与“独立演化论”两种观点。20世纪前半叶至70年代中国的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基本解决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源头就在本土，并非由“地中海文明”发展而来的问题。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国外学术界多认为始于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70年来的中国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中华文明”形成早在距今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在全世界六大文明（即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中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的“五千年”之“不断裂”，这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所致。但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不断裂”及其形成之文化基因的全面、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进行得很少，本文就是在这方面进行的科学探索。
　　―、“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包括时、空两个方面，时间上一般说距今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已经形成，这已得到新中国70年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证实。
　　自20世纪初考古学传入中国，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发现引起世界重视，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中国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认识。
　　1899年，古文字学家王懿荣，从中药的“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其后，刘鹗、王襄、孟定生、罗振玉等也收集了不少甲骨文资料，他们又据此编辑了一些甲骨著录。1917年，王国维依据当时可以见到的甲骨资料，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著名论文，证明“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并认为“卜辞与《世本》、《史记》间毫无抵牾之处”。20世纪30年代以来，殷墟数以十几万计的甲骨出土地附近考古发现的宫庙建筑遗址、安阳西北岗商王陵与其他高等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再现了3300年前中国历史上的高度文明。这些考古发现、研究成果，进一步佐证司马迁《史记 殷本纪》应该是可信的。从而可以推断，《夏本纪》的撰写是有所依据的，其历史记载应该是基本可信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安阳洹北商城遗址等，“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多学科与跨学科结合研究，认为它们分别为夏代早、中、晚期与商代早、中期都邑城址。
　　20世纪末以来，考古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一般认为属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该城址发现的文字、青铜齿轮器与铜铃、各种与礼器相关的遗物及“观天授时”遗址等至关重要。
　　21世纪以来，战国时代《清华简 保训篇》的研究揭示，虞舜“求中”于“历山”，历山在今河南濮阳一带。这里是河南龙山文化（距今4800～4000年）的后冈二期文化流行区，在这一区域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了同时期的大型聚落、城址，其中有的城址可能与《史记 五帝本纪》记载的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邦国之都邑有关。河南龙山文化上溯即仰韶文化之庙底沟文化或庙底沟时代，韩建业认为这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首次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这也奠定、开启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在历史文献记载的黄帝“有熊国”故地一郑州地区，发现了一些河南龙山文化城址，如新密古城寨城址，面积17.6万平方米，周围版筑夯土城垣，城外设置护城河，城内发现大型宫殿区之中的夯土建筑基址与“柱网”遗迹。古城寨城址周围还分布有十余个龙山文化遗址，古城寨应是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有学者认为古城寨遗址在时空上基本与“黄帝时代”吻合，或有可能是“有熊国”之都邑。在黄帝“有熊国”的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考古发现了一些青铜器遗物与冶铜遗迹，如郑州牛寨遗址发现的熔铜炉壁及青铜块，登封王城岗城址灰坑出土的青铜器残片等。
　　上述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互证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形成的“起点”在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地区。这一认识的前提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点”与“不断裂”的缺一不可，它不排除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大地有多处“文明”形成，如辽宁的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等，但是这时出现的各地文明，能够与以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一脉相承而生生不息者，应该非中原龙山文化及其文明传承者的夏商周莫属。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苏秉琦提出的文明“满天星斗”及“区系类型理论”之下的文明“多元论”，并未涉及那些诸多文明是否属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其实在苏秉琦的“满天星斗”与文明形成“多元论”提出不久，严文明于1986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艾尔莱召开的“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上，就以《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为题发表演讲，提出著名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模式的格局说：这一“重瓣花朵”的“花心”就在中原地区，以中原为核心，其外围分列着北方燕辽的红山文化、东方的山东、西北的甘青、江浙的良渚文化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为“花心”之外的第一层“花瓣”；再外则为第二层“花瓣”。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承袭了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直接发展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的中原龙山文化，它又是中国历史上开启王国时代的夏文化的源头，从庙底沟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夏文化，这也就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起点”。这个“起点”的空间位置至关重要，正如严文明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也不是在边远地区，而是首先发生在地理位置适中，环境条件也*优越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各地情况不同，文明化的过程也有所不同。它们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逐渐由多元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格局，再把周围地区也带动起来。这一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点，也是她之所以具有无穷活力和强大凝聚力的重要原因，以至成为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得到连续发展的伟大文明”。
　　严文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格局，实际上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苏秉琦“满天星斗”说及其依据“区系类型理论”而得出的文明“多元论”的重大发展。我认为：“‘满天星斗’是客观存在，但是这只是‘表象’，‘满天星斗’中的不同‘星斗’的‘功能’‘作用’‘权重’之于宇宙是各不相同的，科学研究需要我们探究在众多‘星斗’中谁是‘恒星’？不能都是‘半斤八两’，这是我对‘满天星斗’的看法。”其实对于人类早期历史而言，关于文化多样性及其成因，我认为“人类生活的不同环境造就了不同‘文化’”。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对此就有精辟论述：“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不同“考古学文化”不等同于不同“文明”（即不同“国家文化”）。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虽然曾经一度表现得“异常繁荣”，但是支撑这一文化理念的“神权”的“玉文化”却“不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反而是其“文明”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的原因。
　　针对以史前时期遗址、墓葬出土玉器作为“衡量”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标尺”的做法，2002年我曾指出：“近年来在‘古代文明形成’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一些学者对有的考古学文化中的祭祀（祭‘神’）活动遗迹、遗物非常重视，并且将其作为‘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标识物。古代各种‘祭祀’遗存，可以作为国家统治者统治其百姓的精神工具的反映；也可以是史前时代人们面临当时条件下，无法抗御的自然环境，祈求生存平安、发展的精神寄托。前者可视为早期国家的较普遍现象，后者则不然，因为史前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祭祀活动的发达程度并不是都成正比例的，甚至历史学、民族学资料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 各类通神玉器的空前发达，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这不能认为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反映，而有可能是社会历史发展扭曲的表现。”
　　近年来李伯谦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与发展中“古国”的两种演进模式，即“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而“广布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及其后继的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周文化因遵循突出王权的发展道路，从而保证了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华大地上绵延不绝的核心文化，而避免了像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因突出神权、崇尚祭祀造成社会财富巨大浪费而过早夭折”。

目录
第一部分　考古理论研究
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　刘庆柱　（3）
紧扣 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主脉络与大方向
——读刘庆柱先生近作有感并贺先生八十华诞　霍巍　（24）
文明论　冯时　（30）
中国考古学百年回顾与前瞻　余西云　（44）
中国考古学百年的河南历程　魏兴涛　（53）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发展阶段性　张爱冰　（88）
聚落、城址与早期都邑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张国硕　（98）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街区及其局限　杭侃 王子奇　（110）
郑州市“生态保遗”理论探索与实践　任伟　（116）
第二部分　文化变迁研究
有关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考古学问题探讨　高星　（123）
从考古发现看安徽在长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叶润清　（130）
从考古发现看古河济地区的环境变迁　袁广阔　（138）
“前丝绸之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　李文瑛　（144）
城郭的出现及其形态演进　徐昭峰 曹鹏　（151）
桐林遗址龙山文化年代分析　孙波 高明奎　（160）
二里头文化研究历程及重要成就　陈朝云　（167）
先秦邑国与秦汉郡县历史延续性举要　郑君雷　（182）
考古学视角下西周都邑的社会生产　张礼艳　（190）
秦文明及其结构初探　张卫星　（204）
秦汉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区交通工程考古略说　王子今　（225）
汉文帝霸陵的探索与确认　焦南峰　（239）
从两宫制到一宫制——汉魏宫制转变的政治史简察　韦正　（259）
陵墓考古对中华文明史构建的贡献　刘毅　（277）
第三部分　物质文明研究
中国玉石玦的起源、发展与衰落　孙周勇　（297）
新论九鼎之图与商周青铜器图像主题　顾万发　（325）
纵论中国古代的铁器化进程　白云翔　（33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初步形成中的冶金体系构建与作用　刘海旺　（345）
试论 战国秦汉间青铜乐钟形态的变革——基于青铜乐钟尺寸的统计分析　张闻捷　马念怡　刘太远　（363）
汉简所见酒泉郡的里名与姓氏　袁延胜　（375）
关于百济武宁王陵出土墓志、买地券的几个疑难问题　王志高　（383）
唐三彩的生产、流通与外销　孙新民　（394）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藏唐代昭陵两骏原境重构　霍宏伟　（403）
南京明代徐达家族墓葬研究——兼论花园路板仓村明墓（87BCCM1）墓主　龚巨平　（429）
从军户到黔民：贵州福泉新出《葛母亚恭人蔡氏墓志铭》考　李飞　（437）
编后记　（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