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理论篇
探索华夏民族与中华文明的远古根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独*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植根于中华大地”，“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那么，中国境内的远古人类怎样演变成今天的华夏民族？洪荒时代的古文化如何发展为现今的中华文明？深埋于地下的历史与当今社会又有怎样的关联？毋庸讳言，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清晰的答案，拉长了的华夏历史尚有很多空白，族群与文化演变的过程和原因仍有待深入解读。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将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根基溯源至旧石器时代，用考古材料勾连起先民生存繁衍的些许篇章，将对华夏根系的研讨引向深入。
一、中华大地人类肇始
盘古开天，女娲造人，这是华夏大地流传久远的有关宇宙诞生、人类起源的神话故事。但在讲求实证的科学世界里，人类，尤其是中华大地上的人类如何起源，来自何处？
自1871年达尔文出版《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以来，人类起源于非洲、演化自一支古猿，逐渐成为学术共识。目前学术界对人类的定义是灵长类中能常规两足直立行走的类群。因而追溯人类起源就是寻找*早的直立行走证据，亦即人类与血缘关系*近的黑猩猩相揖别的节点。*近20年来在非洲已发现700万年前开始直立行走的撒海尔人，600万年前的原初人，以及其后的地猿、南方古猿等。这些早期人类还保留着很多古猿的体质与行为特征，呈现亦猿亦人的状态，虽然能直立行走，但早期行走姿态蹒跚移步，其后逐渐稳定、矫健。与直立行走相关的证据，提取自这些古人类化石枕骨大孔的位置、腿骨形态和足迹特征等，证据确凿［2］。其后在非洲又演化出*早的人属成员能人，以及其后的匠人、直立人等，构筑了人亚族起源与早期演化的化石证据链。*早的文化证据也出自非洲，包括肯尼亚洛迈奎3号遗址出土的约330万年前的石制品，埃塞俄比亚戈纳（Gona）遗址出土的约250万年前的石制品等。地质学研究表明，非洲大陆发生过剧烈的气候变化，热带丛林退缩，很多区域变成疏林草原、干草原乃至荒漠，使部分树栖古猿被迫改变栖居方式到地面生活，这被认为是从猿向人过渡、直立行走出现、人类在非洲起源的环境动因。
中国是人类的起源地吗？中国乃至亚洲的早期人类来自哪里？这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20世纪初叶，西方学者认为人类起源于包括中国的青藏高原、新疆、内蒙古及中亚在内的亚洲内陆地区，因为亚洲有曾经繁盛的早期灵长类动物，喜马拉雅山脉的隆升又改变了中亚的生态和气候，具有促使早期大猿改变生活习性而演变为人的环境。于是很多学者到东方科考，寻找人类起源的化石证据，便有了爪哇直立人、北京猿人等重要发现。在爪哇和周口店发现的直立人遗存强化了东南亚、中国是人类发祥地或起源地之一的认知。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东非一系列更古老人类化石的发现，学术界将探寻人类起源证据的注意力转移到非洲，中国、亚洲作为人类起源地的观点逐渐被淡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云南发现中新世禄丰古猿，生活在800万～600万年前。这被当时部分学术界和媒体看作中国、东南亚是人类起源地的力证，人类发祥地的钟摆又短暂移向东方。但其后研究表明禄丰古猿*终走向绝灭，与人类演化并无直接关系。此后，中国作为人类起源地的可能性在国际学界鲜有提及，在国内仅有少数学者持这种观点。
相关证据的缺失使中国乃至亚洲不再被看作人类的起源地。虽然以云南为代表的中国南方曾有多种古猿生存，但这些古猿的演化在约600万年前基本终止。在距今600万～200万年的时段内没有确凿的古人类化石证据，相关文化遗存也出现较晚。20世纪末，国家启动“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及环境背景研究”项目，旨在找到东亚人类起源的证据。虽有收获，但主要目标并未实现。有研究认为，约3400万年前全球气候急剧变冷，经历这个“演化滤器”之后，亚洲的类人猿走向灭绝，而非洲的类人猿却日渐繁盛，*终演化为人类［3］。当然，这是研究过程中的阶段性结论，不一定成为定论。
不再被认作人类的起源地，那么中国乃至亚洲是否就对人类的演化不再重要？恰恰相反，中国一直是学界关注的早期人类演化中心之一，是非洲之外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古老、*丰富的地区。目前早期人类的文化证据已在安徽繁昌人字洞、重庆巫山龙骨坡、湖北建始龙骨洞、陕西蓝田上陈等遗址被发现，年代在距今240万～200万年。这些材料多为原始、粗糙的石制品，人类化石稀少并存在争议，个别遗址的年代数据也存在不确定性，但约200万年前中国乃至亚洲有古老人类生存的事实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这些人类遗存被认为是非洲人类*早向外扩散的结果，即他们都来自非洲。一般认为他们是直立人，少数学者认为在能人阶段他们可能就开始了走出非洲的征程。这些早期人类到达东方后，开始了漫长的适应生存。直立人这个种群是在中国、东南亚地区发展壮大的，构成具有区域体质特征、文化特点和行为方式的重要演化阶段。
二、东方古人类生生不息
对中国乃至东亚人类百万年连续演化的认识，经历了长期、曲折的寻找证据和论证的过程。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存的发现是东亚人类百万年连续演化研究的发端。1929年底 ，裴文中在周口店第1地点发掘出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其后在其他地点也发现了不同阶段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裔解剖学家魏敦瑞对周口店出土的人类化石进行了观测研究，出版多部专著，详细描述了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并尝试探讨北京猿人与现代蒙古人种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北京猿人与现生华北人有一系列相似的特征，包括头骨正中矢状脊及其两边的凹陷，有印加骨、颧骨颛面和额蝶前突，眼眶下缘星圆形，有下颌圆枕、铲形门齿等。他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形态上的连续性，首次提出北京猿人是现代中国人乃至蒙古人种祖先的观点。其后魏敦瑞又提出，在东亚、欧洲、非洲和东南亚一澳洲存在四个人类演化世系，并在东亚世系上标出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蒙古人种的承继关系[4]。
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资阳、山西丁村、湖北长阳、广西柳江、广东马坝等遗址或地区相继发现时代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人类化石，填补了直立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的证据缺环。吴汝康等据此进一步论证 了中国地区古人类演化的连续性[s]。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云南元谋、贵州桐梓、湖北建始、陕西蓝田等地发现更多早期人类化石。吴新智等通过对中国人类化石的综合分析，指出大多数中国古人类头骨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包括有矢状脊、面部突出、顴骨高而前突、阔鼻、上门齿垦铲形、有下颌圆枕等。据此认为，中国不同时期的古人类连续演化，具有明确的传承关系，并首次提出不同地区古人群之间可能存在基因交流[6]。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遗传学家提出所有现代人类的祖先皆可追溯至非洲一位老祖母的假说[”。这种假说很快在西方人类学、考古学界流行起来，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按照这一假说，非洲之外人类演化的链条都中断过，中国一东亚在距今10万~ 5万年间出现人类生存的空窗期，欧亚大陆的现代人与土著古人类群之间没有遗传关系[8]。1998年， 吴新智在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的基础上，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认为东亚自直立人以来人类连续演化，不存在整体上的中断，未发生过外来人群对本土人群的整体替代。同时指出，东亚本土与外界人群的基因交流时而发生，与时俱增，使得该地区的人类虽与外界有一定的隔离并形成一些区域特点， 但仍与西方人群维持同一.物种; 与本土人群的代代相传相比，不同人群的混血是次要的，本地主体人群与少量外来移民之间是融合而非替代关系[9]。
近20年来，中国在相关学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在湖北郧西黄龙洞、广西崇左智人洞、贵州盘县大洞、河南许昌灵井、安徽东至华龙洞等多处遗址发现人类化石。在新科技条件下，对以前发现的遗址和人类化石开展了新研究，揭示出距今30万~ 10万年中国地区人类演化的连续性和复杂过程。在安徽东至华龙洞发现的30余件人类化石和100余件石制品，年代为距今33万~ 27万年。这批人类化石具有第三白齿先天缺失等东亚古人类的典型特征，并在头骨、下颌骨、牙齿上提取到- -系列与现代人相似的性状，显示出直立人向智人过渡阶段的形态镶嵌特点，为东亚古人类连续演化增添新实证[10。对距今30万~ 25万年陕西大荔人颅骨的*新研究表明，该个体表现为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共有特征和早期现代人部分特征的镶嵌体，并兼具东亚直立人和旧大陆西部中更新世人群特点，有诸多进步性状，所代表的世系可能比其他人群对中国现代人的形成做出过更大的遗传贡献[11]。
距今12万~10万年的河南许昌灵井人化石，亦显示出古老形态与现代特征镶嵌的特点，兼具早期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的诸多性状，头骨的总体特征，尤其是宽阔的颅底和低矮的脑颅等，明显承袭自东亚中更新世人群，表现出区域连续演化为主，同时存在一定程度东西方人群交流的特点。发现于贵州盘县大洞遗址年代为距今30万~ 13万年的人类牙齿，已经呈现早期现代人的特征;广西崇左智人洞出土的距今约10万年的下领骨亦出现现代人类的衍生性状，如突起的联合结节、明显的颏窝、中等发育的侧突起、近乎垂直的下颌联合部、明显的下领联合断面曲度等，同时保留有粗壮的下颌联合舌面及下领体等原始特点。这些人类化石的镶嵌特征说明，当时中国存在从古老型智人向现代人演化的过渡阶段人群，属于形成中的早期现代人。而在湖南道县福岩洞和湖北郧西黄龙洞等遗址发现的一些距今12万 ~ 5万年的人类牙齿，则具有完全现代人的形态特征。约4万~ 3万年前的周口店田园洞人与山顶洞人更是尽显现代人特征。这些都表明中国境内古老型人类向现代人演化是一个连续、 无缝衔接的过程[12] ，从非洲迁徙至此的早期现代人整体替代本土古人群的假说得不到任何化石证据支持。
三、华夏旧石器时代文化薪火相传
从文化角度划定的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旧石器时代，从文化遗存(主要是石器)的出现起始至大约1万年前结束，占据人类历史的99%。古人群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留下的文化遗存具有区域性、时代性特点，可以据此分析人类在特定区域的生存时间、迁徙路线、技术文化特点与生存方式以及人群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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