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考古调查与研究
中国佛教石窟考古学概论*
序言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广泛的文化现象之一。从原始社会至现代社会达万年之久的时间里，宗教始终存在。据统计，全世界有五分之三的人口是宗教徒。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是世界性的三大宗教。犹太教、火祆教（索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印度教（婆罗门教）、耆那教、道教等，也是有国际影响的宗教。
在人类文化知识活动中，宗教与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及道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宗教有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民族性及国际性等特征。
宗教考古是以与宗教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分支，属于历史考古学领域。欧洲的基督教考古学、北非西亚的伊斯兰教考古学和亚洲的佛教考古学，是宗教考古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印度的佛教遗迹调查，是自1784年S. W. 琼斯爵士（1746—1794）在加尔各答成立“孟加拉亚洲协会”以后开始的。*大的成果是1837年英国的J. 普林塞普（1799—1840）成功释读了阿育王石柱上所刻的“法敕”，其是用婆罗米文和佉卢文混合书写的文字。1860年，英国建立了“北印度考古部”。此后，A. 坎宁汉（1814—1893）调查了巴尔胡特佛塔遗迹（1837年），发掘了菩提伽耶佛教遗址（1880—1885年）。1871年，A. M. 布罗德利开始发掘那烂陀寺遗址；1916—1937年由D. R. 斯普那继续加以发掘。1905—1928年，O. 厄特尔等人先后五次发掘鹿野苑佛寺遗址。
巴基斯坦坦叉始罗城遗址的发掘，是犍陀罗佛教考古的重大项目。1912—1934年、1944—1945年，英国的J. H. 马歇尔（1876—1958）和M. 惠勒（1890—1976）发掘了坦叉始罗城遗址。系统研究犍陀罗佛教美术的则是L. 吉卜林（1837—1911）。自1922年至1952年的30年间，“法国驻阿富汗考古调查团”调查了巴米扬石窟、迦毕试古城并发掘了一批寺院遗址，如哈达、绍托尔、绍托拉克及韦杜基斯坦寺院遗址等。著名的犍陀罗艺术权威A. 富歇尔（1865—1952）指导了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工作，J. 默涅、J. 卡尔等人参加了发掘工作。
20世纪以来，意大利、苏联也加入到中亚佛教考古的行列，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著名的意大利考古学家G. 图齐（1894—1984）多次考察中国西藏和尼泊尔，并发表了重要著作《梵天佛地》（魏正中、萨尔吉等编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京都大学考古队也加入中亚佛教考古的行列。
中国的佛教考古工作，始于19世纪末叶。百余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1900年6月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四万余卷古代文献面世，由此渐次形成的“敦煌学”，是以研究古代宗教文献为主的新学科。以石窟寺研究为代表的佛教图像的研究，长期被纳入美术史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等人在古建筑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古代寺院（如山西五台山唐代南禅寺、佛光寺）及古塔等宗教建筑。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发掘了西安青龙寺、洛阳永宁寺遗址（北魏，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布局）等一批古代宗教遗址。
中国的佛教考古工作，基本上是以石窟寺的调查、研究为中心课题。1957—1958学年度，北京大学历史系阎文儒首开“石窟寺艺术”课，标志着石窟寺系统研究的开始。在经历了“野外普查”（1949—1958年），“重点复查”（1958—1962年）和“运用考古方法记录石窟”的试验（1963—1979年）三大阶段，由北京大学宿白主持的石窟寺考古学探索奠定了基础后，中国佛教考古学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步形成系统。之后，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充实和完善着这门学科。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有关石窟寺的研究成果，只是探索的结果，不一定都是定论，学者应三思后而采信之。
中国佛教考古学是一门前沿的、交叉性学科。它以极为丰富的佛教遗迹、遗物诸如石窟（含摩崖造像、造像碑等）、造像（金属、木质、瓷质、夹纻等）、寺院、碑刻、古塔（含地宫）、经卷、法器、壁画（含纸画、绢画、唐卡等），各种形态的曼荼罗、佛教工艺品等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领域与美术史、古建筑、宗教史等学科相交叉，有时还需要古文字学知识（梵文、佉卢文、婆罗米文、古藏文、回鹘文、突厥文等）。然而，目前中国佛教考古学尚未有一部成熟的教材面世。
新疆和田是佛教艺术传入中国的第一站（阿育王时代，有一部分印度人进入于阗，并与当地析支人融合）。河南有着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洛阳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早的地区，公元1世纪即建立了洛阳白马寺。曾经有人认为，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大败匈奴休屠王所获的“祭天金人”就是佛像。其实那应是“西王母铜像”，显著证据是，内蒙古包头市召湾西汉匈奴贵族墓出土的黄釉陶樽上满饰西王母故事的浮雕。
关于佛教犍陀罗艺术、火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东传中国以及后来犹太教、东正教传入中国的问题，已经有许多专家研究。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中国古代文化西传的史实。据我们研究，在公元前623年以后，中国西戎文化也广泛向西传播到新疆、帕米尔高原、中亚两河广大地区。粟特人信仰的“得悉神”（西雅乌什）、大夏人信仰的“夜摩”、高昌人信仰的“大坞阿摩”，都是昆仑山的“西王母神”（西戎语“咸野嫫”）。象征昆仑山的“日月合纹”、独特的“三角城”布局等，也传播至中亚。
一、石窟寺的兴起及其分布
（一）佛教略说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古印度奴隶制发达的十六国时代。它的创造者是北印度不属于十六强国的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乔达摩 悉达多（约公元前565—前485，近年也有学者根据南部印度的资料认为佛去世于公元前380年）。他生于兰毗尼园（今尼泊尔南境之洛明达），出生后不久，母亲摩耶夫人去世，由姨母大爱道抚养成人。娶妻耶输陀罗，生子罗睺罗。约29岁出家修道，35岁时于佛陀伽耶（今印度比哈尔省伽耶城南部）一株菩提树下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成为“佛陀”（意为觉悟者）。不久，他到鹿野苑（今联合省波罗奈城）初转法轮，收纳弟子五人，建立佛教僧团。他可能使用了当地的摩揭陀语传教（马鸣《佛本行赞》，9300句长诗，昙无谶译）。80岁时，在拘尸那伽（今联合省伽夏城）森林中涅槃，后人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之圣者）。遗体火化后得“舍利”，八国王分舍利并起塔供养。后世教徒又上了“十种尊号”。
佛教所证悟的解脱之道是“十二因缘”、“四圣谛”（苦、集、灭、道）、“八正道”，后人总括为“三法印”（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可以使人从“六道轮回”（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中解脱出来。以戒定慧，对治贪嗔痴。佛陀在世时述而不作，他去世后，由弟子们通过四次“集结”，编辑了“三藏”，即经（素坦罗）、律（毗奈耶）、论（阿毗达摩）。
佛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宗教与哲学体系，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原始佛教时代，从佛教诞生到佛陀灭度一百年内（约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
部派佛教时代，也是小乘佛教发达期，约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至公元2世纪。这时演化出许多部派，或说有18部、20部，或说有24部，但*有影响的只有正量部、说一切有部、上座分别说部和大众部四部。
大乘佛教时代，约自公元一二世纪至公元7世纪。此时小乘佛教日趋走上了保守的道路，变成了分析细枝末节、僵化的学问，大乘佛教则立足人间，探求佛陀本怀，以自觉、觉人的菩萨行为榜样，拓宽了人们成佛的途径。大乘佛教特点有菩萨行、多佛（有“法身佛”）、地狱。也有学者认为大乘可分为“原始大乘”及“古典大乘”两个阶段，其开始的时间也应大大提前（龙树—提婆系，公元2—3世纪，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四谛不立。无著—世亲系，5世纪，不住涅槃，不舍众生）。
密教时代，约起自公元六七世纪，中心在今孟加拉国波罗王朝（Pala，约600—1139年）。其中热心密教者是波罗七代（约600—899年）。至公元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本土基本消失。密教是佛教吸收印度教及坦特罗（Tantra）信仰形成的，又可分为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又称“左道密教”，包括易行乘和时轮乘）。修行要旨为三密加持，即口诵真言（例如佛顶尊胜陀罗尼、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哞”），手结印契，心作观想。同时，密教法师也注重“那若六法”等修行。密教经中国传入日本，称“东密”；密教传入西藏与苯教融合形成“藏密”（喇嘛教）。云南的“阿咤力教”似不属密教。
佛教体系博大精深，佛教经典浩如烟海。据统计，仅现存汉译经典及其他经典共计1692种，约5700卷；藏译经典，属于正藏（甘珠尔）的1055部，属于副藏（丹珠尔）的3522部。
佛教*早传入中国新疆和田等地区，是由于阿育王时代，一部分印度人逃难至和田河，融入于阗国。约公元前1世纪，中国引入佛教，其后佛教的发展可分为五个时期。
输入期（西汉末至西晋）。路线有两条：印度—大夏（大月氏）—中国；印度—南海—中国。
发展期（东晋至南北朝）。分为九个学派：成实师、涅槃师、毗昙师、地论师、摄论师、俱舍师、四分律师、净土师、楞伽师。
宗派建立期（隋、唐、五代）。分为九个宗派：法性宗（三论宗）、法相宗（瑜伽宗）、天台宗（法华宗）、华严宗（贤首宗）、禅宗（又分五派七家，即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仰宗、法眼宗及杨歧派、黄龙派）、净土宗（莲宗）、律宗（又分南山、相部、东塔、西塔四派）、密宗（真言宗，又分胎藏界、金刚界）、三阶教。
融合儒道期（宋、金、元）。产生了许多民间宗教，如白云宗、白莲宗、大头陀教（糠禅）等。西夏、元代时，藏传佛教进入内地。
衰落期（明、清及以后）。
（二）石窟寺的产生与传布
石窟寺就是在大山的峭壁间开凿出来的僧舍和寺院，产生于古代印度，*初为释迦牟尼及弟子们坐禅的场所，称为“石室”（自然形成或简单加工而成）。公元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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