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济地区先秦时期植物考古初探 钟华
摘要：通过河济地区学者们已经发表的植物考古材料，以及该地区及其邻近区域的相关研究，结合考古学背景和自然环境背景，我们可以得到该地区先秦时期植物考古研究的一些重要认识。河济地区在从北辛文化晚期到东周时期的整个先秦时期，似乎都体现出了农业发展保守性，尤其在与其西侧中原地区各个时期农业结构的比较中，更是表现出了明显的延后性。河济地区的农业生产模式受到了不同时期遗址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强烈影响，反映出各考古学文化在当时的生业结构特点。该地区主要农作物生产模式的变化在先秦时期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以粟为主的农作物遗存，伴随着旱作农业体系的建立，取代了以黍为主、采集经济仍占很大比例的大汶口时代早期生业模式；第二次发生在东周时期，以粟麦为主的新型旱作农业模式取代了传统的粟黍旱作农业格局，小麦的重要性大大提升。
关键词：河济地区 先秦时期 植物考古 农作物 生业模式
一、时空研究背景
河济地区指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地区，主要指今豫鲁交界一带，具体包括豫北及豫东的一部分地区，鲁西南及鲁西的一部分地区［1］。也有学者认为河济地区特指我国古代黄河和济水之间的兖州地区，以今濮阳为中心的河南东北部一带［2］。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以前者为依据，主要包括今河南和山东交界一带。河济地区作为黄河和济水相夹，今豫鲁相交之地，自先秦时期以来就有着相当优越的自然环境，尤其是丰富的水资源，加之便利的水网交通，使其拥有了发展独特文化的优越条件。位于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之间的地理位置，也使其在先秦时期的不同阶段都受到了主要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考古学文化影响，愈发加深了它在文化上的特殊性。而长期河流泛滥冲积和下切的影响，也使得河济地区考古遗迹的保存环境有着相当的一致性。由此，研究所涉及的河济地区并不完全是自然地理空间概念，更强调其考古学文化上的独特内涵。以河济地区作为研究空间范围，存在着区域自然环境的一致性，考古学文化的特殊性。
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为先秦时期，主要包括从北辛文化晚期至东周时期近四千年的时间范畴。由于文章的研究对象是植物考古遗存，河济地区范围内可用的植物考古材料限制了其研究时代的上限，而不同时期材料的丰富程度也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不同时段讨论的精细程度。本文将河济地区先秦时期的讨论分为四个主要时段进行，分别是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时期（仰韶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时期、岳石文化和商文化时期以及两周时期。
河济地区在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时期，尤其是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考古学文化迅速发展，并对当时的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汶口文化不同于仰韶文化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也体现到了生业模式层面，而河济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也使其产生了不同于大汶口文化周边其他遗址的植物考古特点。河济地区在龙山文化时期存在着强大的后岗二期文化，该文化以豫北地区为中心，分布范围广，城址众多，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岳石文化和商文化两个时段，河济地区的植物考古研究较为缺乏，因而合并为一期，这一时段的植物考古研究为我们认识后岗二期文化的迅速衰落，商代河济地区与周边其他商王国区域生业模式差异等问题给出了线索。两周时期的材料主要集中在东周时期的战国阶段，随着荷水、鸿沟等人工运河的修建，河济地区凭借极其便利的水路交通和地理位置，一度成为“天下之中”，政治、经济地位迅速抬升，植物考古材料为进一步认识这一阶段独特的生业结构给出了依据。
对河济地区先秦时期近四千年的植物遗存进行考古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特殊自然地理和考古学文化区域在如此长时段内的生业结构变化。同时，该研究也寄希望于通过这一相对有限的区域，分析和反思当地生业结构和农业生产模式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动因，考量自然小环境、考古学文化、技术革新等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目前，对于河济地区先秦时期遗址进行的植物考古研究还比较有限，主要包括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山东定陶何楼遗址［3］，仰韶时代晚期的河南鹤壁刘庄遗址［4］，龙山时代的山东菏泽十里铺北遗址（主体也包括岳石文化时期、商周时期）［5］、河南新乡云锦府遗址［6］、河南鹤壁大赉店遗址［7］，东周时期的河南濮阳金桥遗址［8］等。
二、河济地区不同时期农业生产模式特点及讨论
通过对先秦时期河济地区已经发表的植物考古相关文章的归纳，得出了图1和表1，为了对该区域长时段内生业模式发展进行更好的讨论，在表 1中加入了河济地区临近区域（尤其是小环境相似区域）遗址出土植物考古材料。
（一）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时期
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生业模式中，粟黍类旱作农业作物都是*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其中又以黍（Panicum miliaceum)为主导，稻米（Oryza sativa)的出现存在一定的普遍性，而大豆（Glycine max）只在少数遗址中存在。这一时期果壳类植物遗存的发现相当普遍，其中何楼遗址出土的以芡实（Euryale ferox)为代表的野生植物遗存*为突出，显示出采集类经济模式在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生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比于黍，粟（Setaria italica）明显更占优势，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也较上一阶段大幅度减少，遗址出土的炭化野大豆（Glycine soja）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可能已经开始了对大豆（野大豆）资源的利用，并在一些遗址中已经达到一定规模。
图1 河济地区先秦时期遗址地理位置图
Figure 1 Loca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the Heji region during Pre-Qin period
1. 定陶何楼遗址 2. 鹤壁刘庄遗址 3. 鹤壁大赉店遗址 4. 濮阳金桥遗址 5. 新乡云锦府遗址 6. 菏泽十里铺北遗址
1. Helou site in Dingtao 2. Liuzhuang site in Hebi 3. Dalaidian site in Hebi 4. Jinqiao site in Puyang 5. Yunjinfu site in Xinxiang 6. Shilipubei site in Heze
（二）龙山文化时期
从对河济地区（及其邻近区域）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炭化农作物遗存的分析来看，以粟为主体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仍然在该区域延续，但大豆的重要性相较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却有了明显的提升，并且种植范围遍及整个河济地区。尽管稻米早已传入当地，但龙山文化时期不同遗址对稻米的接受程度却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异：在河济地区南缘、水资源较好的鲁西南地区，稻米作为粟黍的补充，成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而在豫北的几处遗址中，稻米的发现则极为有限，或是仅发现于特定的区域中。小麦（Triticum aestivum）开始出现在以十里铺北遗址为代表的遗址作物组合中（未经过直接测年）。
（三）岳石文化及商文化时期
在岳石文化及商文化时期，河济地区进行过系统大植物遗存研究的只有菏泽十里铺北遗址。为了对这一时期河济地区农业生产模式特点有所了解，根据距离的远近、交流的容易程度和遗址区域小环境的相似度，我们将这一时期鲁中（北）的济南地区作为重要区域加入讨论。
粟，从岳石文化到商文化时期都是河济地区*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而黍的绝对数量占农作物的比例都不足10%，尽管这一情况在龙山文化时期河济地区遗址中也存在，但该阶段粟和黍之间重要性的差距似乎被进一步拉大。稻米，除了商文化晚期的大辛庄遗址有数量可观的发现外，其他遗址中的发现都较为零星。小麦，在多数遗址中有发现，但除了大辛庄遗址（22粒），其他遗址的发现都不多，还远不是当地人重要的农业资源。大豆，在以上全部遗址中都有发现，并且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出土概率都有了质的飞跃（尤其是商文化时期），重要性超越稻米，成为当地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之一。
表1 河济地区及邻近区域先秦时期农作物遗存统计表
Table 1 Crop remains of the Heji and adjacent regions during Pre-Qin period
注：1.上表中遗址名称加粗者属于河济地区范围内遗址，其他遗址为河济地区邻近区域遗址
2. 遗址名称后的n代表该遗址浮选样品的单位数目
（四）两周时期
河济地区两周时期出土农作物遗存相比上一阶段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虽然粟依旧是*为重要的农作物遗存，但小麦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在东周时期的多个遗址中可以与粟比肩，形成了粟麦并重的局面，过去传统的粟黍旱作农业传统被粟麦旱作农业新格局所取代。虽然限于发现遗址数量较少，难以对这种新型旱作农业的分布进行全面评估，但至少在一些遗址中已较为普遍。大豆在作物结构中的补充作用在两周时期继续延续，而稻米的重要性依旧相当有限。新出现的红小豆（小豆）（Vigna angularis）与小麦的广泛利用都说明河济地区在这一时期与周围区域交流的进一步深入，可能促使当地采用了新的作物组合和农业生产制度，自大汶口文化晚期以来传统农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在东周时期又一次出现。
三、从农作物遗存结构角度看河济地区先秦时期农业生产特点的历时性变化
为了更好地对河济地区先秦时期农业生产特点进行分析，我们将每种主要农作物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讨论它们在该地区先秦时期中量的变化，分析其在农业生产历时性发展中产生重要性变化的原因。
粟，在河济地区从北辛文化晚期至东周时期近四千年农业发展过程中，除了其头和尾（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和东周时期）的部分，在中间的大部分时段中，都是各遗址中*为重要的农作物遗存：其绝对数量占全部作物的比例从未低于80%，甚至在至少一半遗址中达到90%，出土概率同样遥遥领先于其他农作物。在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的两个遗址中，粟的重要性似乎不及黍，而这一点在整个黄河流域中下游农业发展的早期阶段都出现过。裴李岗时期，几乎在所有进行过系统植物浮选的遗址中黍都多于粟，出土概率也更高。但是，到了仰韶文化早期，中原地区遗址农业结构开始发生转变，粟开始取代黍的地位［32］，到仰韶文化中期时（大汶口时代早期），粟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33］。与此同时，在河济地区大汶口早期文化遗址中，黍仍然保持着一直以来的主导地位，直到大汶口时代中晚期才发生变化，与西侧中原地区看齐。东周时期，在部分遗址中，小麦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出土概率也几乎与粟持平，重要性迅速提升，形成了粟麦并重的局面，粟自大汶口时代中晚期以来的主导地位首次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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