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篇
《大唐故荆府长史孙府君之碑》考略
《大唐故荆府长史孙府君之碑》，是配合310国道高等级公路建设工程进行文物钻探时发现的。1991年9月12日发掘出土，现藏孟津县文管会。该碑位于孟津县送庄乡西山头村西南约400米处，早年仆倒，埋入地下0.6米深处。出土时碑首朝南，正面向上，附近未见底座。
该碑为青灰色的石灰岩质，表面磨制光滑。碑身通高308厘米，厚30厘米，宽98.5～101厘米，碑下中部凸出一榫，高23厘米，宽60厘米，厚21厘米。碑首圆顶，高103厘米，宽109厘米，上部和两侧雕刻有对称的二龙戏珠图案。龙首向下，张口衔碑，龙体缠绕盘曲于上。龙身鳞甲匀密，龙爪遒劲有力，于中心处托一球状圆珠。雕刻技术法采用高浮雕，刀法以圆刀为主，直刀仅用以减地。二龙的造型矫健雄劲，又高踞于碑额之上，显得凶猛可怖。碑首中部作圭形，楷书“大唐故荆府长史孙府君之碑”，字三行，行四字（图1）。
碑文楷书，字体严谨，刻工规整。字26行，满行54字，总计1240余字。部分字迹漫漶不清，中间位置被人为毁坏较甚（图2）。现标点录文于后，字迹模糊、辨认不清的地方加方框以标识。
图1 大唐故荆府长史孙府君之碑首
故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乐安县开国伯孙公之碑并序
中书令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张嘉祯撰文 □子前魏州朝城县主簿庭讽□□恭书
祯闻洪钟将扣，乃听声之远；溟海未涉，岂识水之□。故以□□求贤□席兴□者，曷无其量得而称□。遂咎繇以佐尧德，伊尹用举汤政，选贤择能，重在遗古。公为股肱之忠，佐理邦国，古今君臣，□美之称也。公讳□，字□，□郡富春人也。武烈皇帝十三代孙。曾祖祭高，直寝侍御史，武邑太守。祖子起，射策登科，解褐授许州襄城县令、汝州郏城县令。□□废职，道在养高。父处约，进士擢弟，授校书郎。永徽年，礼部尚书高士廉荐，应游情文藻，下笔成章，举对策高弟，特授著作佐郎，转考功员外郎，迁考功郎中。迁给事中、中书舍人。□□□□，累承天泽，特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匡弼圣躬，夷戎饮化。虚心之理，其在兹乎！嗣子五人，俱为方□，公则第四子焉。三嘏称高，鹡鸰推义；五常备德，棠棣相荣。公挺□杰出，□才广□。□若孤峰峻□，皎若大江澄明。凤翔武视，鹰扬其体也。千牛出身，官资履历廿七政。当在第六政，时丁家艰。恩敕以嘉州户口，饥□□散，择良□以化理，释公哀疚，除嘉州刺史。公伏诣朝堂，累日辞让，叩头流血。敕书相续，频降凶筵。公含悲奉命，展忠臣之节，□诣所部。夫□主□状，人性□鄙。公下车化演，闻风投聚，若归禽兽之心乎。非独逃还户人者众，抑亦他州百姓慕义而来，此则公之德□。□□入于王室，圣主□□□用□□公□□□□安北都护府申奏，番虏侵扰，军戎不堪征战之苦，思良策以□患，□忠潜运□□多智高识，策汇张房，威同周亚。除公安北都护，驰急驿赴任，此则公之筹策高也。用人一心，侯鼓三气，大哉一柄，公将美焉。敕书慰锡丈，改灵州都督。英才逸远，重德明众，制古之术，咸光誉焉。又属河朔阻饥，鸿恩恤下，择仁明以去灾，用贤能以惠化。又授公邢州刺史。界中阳人皆饥，公至所部，旋降膏泽，岁稔康众，仁丰义行。得百里嵩之政，同廉叔度之歌。谓曰：加之以师□，因□以饥□，□将若是哉。帝曰：爪牙之委，必在仁德。又改授左羽林卫将军，加乐安县开国伯。荣宠累承，王臣蹇蹇；开物成务，德音洋洋。公因疾辞官，□顾犹甚，且□□□□□□□□□武卫将军。顷以荆州申奏，岁频不稔，百姓不宁。圣心遐□，求良教以□之。帝曰：□可任也。制书宠慰，令公力疾。卧理荆州，乘辇□迈，讴谣满路，日清畏□，知古今相替矣。行未达于□部，疾将□□。恩制追还医疗，状候渐加，以其年八月丁□日薨于河南宽政里之私弟也，春秋六十有三。恩敕赠绢布□□□□□□葬并以官供，便迁卜于洛阳邙山之原，礼也。惟公聪□天假，才识神兼，文比振金，学同户。飞书走檄，未□□□□□□名□□扬震。□□□于缙绅，忠贞备于冠盖。无可不可，之前哲。夫人河南元氏，广平郡君，有中馈之德，备关睢之美。方□立行，□□□□。□子庭讽□造□铭，恭纪先德。上答寰寰之恩，下成睦睦之孝也。俾后代称盛，存不朽之大美焉。敬仰公之嘉声，万不书一，岂无铭淑，伏□□□□其词曰：
□□□仪，□□仁德。孝行全己，温良通识。兴物为谟，成人之则。既周才智，何施不克（其一）。应兹间气，足表忠贤。刚柔负德，惠敏从□。□□□萤，□□□玄。□□□□，集□□年（其二）。游魂何依，生气如在。罢承制命，叹昔梗概。英秀云正，尚闻遗爱。玉树长往，永□□代（其三）。□□□繁，□如□□。□比曾□，信是郭级。文学推优，冠冕继袭。永悲松茂，孤坟佇泣（其四）。吴兴之后，胤绪荣门。事君尽节，务职承恩。兹以贤士，传哉令孙。嗟乎人失，至道长存（其五）。
开元廿九年岁次庚午正月丁酉朔十八日壬寅建，清河张彦升镌。
该碑仅在宋人郑樵撰的《通志》和陈思纂次的《宝刻丛编》中录有碑名，而碑文尚未见于前人著录。《通志 金石略》作“荆州都督长史孙公碑，张庭讽书”；《宝刻丛编》则增加了撰者姓名和镌刻时间，作“唐荆州都督府长史孙公碑，唐张嘉贞撰，子庭讽书，开元二十六年”。这里，《宝刻丛编》把镌刻时间记作“开元二十六年”，与碑文落款的“开元廿九年”不符，显然是错误的。清乾隆《河南府志》和嘉庆十八年《洛阳县志》皆据《金石略》，也录其碑名，而云墓“在西京，今其墓均不可考”，已不知道具体埋葬地点。表明至迟在清代乾隆年间，该碑已被埋入地下。
该碑主人名字处被人凿毁，但碑文所记其父孙处约，曾任唐朝宰相，《新唐书》和《旧唐书》均有传。两书的孙处约传下，附记有处约之子孙佺，但无此碑主人。孙处约墓志已于1943年被盗出土，墓志提到“有子六人。嫡子侹，前太子通事舍人；第五子儆，前岐州□阳县令；第六子□，□右骁卫三川府右果毅都尉”，也未提到此碑主人。
图2 大唐故荆府长史孙府君之碑文
碑文记述孙处约“嗣子五人，俱为方□，公则第四子焉”。检查《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孙处约的五个孩子分别为：“侹，延州刺史、富春男；侑；俊，荆府长史、乐安子；儆，济州刺史；佺，幽州都督、会稽公。”显然，表中所列的荆府长史、乐安子孙俊，即为出土的墓碑主人。但把孙俊排行老三，又作乐安县开国子，均与碑文不符，应以碑文为准才是。孙俊兄弟中，除侑可能官阶偏低，未曾列述何职外，其余均为一方重臣，证明碑文记述非虚。值得注意的是，孙处约墓志明确记述有子六人，并有第六子官衔，从第五子为儆看，其第六子名字处缺的应是“佺”字。而出土的孙俊神道碑亦云“公则第四子焉”，孙俊以下既然还有儆和佺两弟，无疑说明孙俊兄弟六人。
《通志 金石略》除记载孙俊碑名外，还有二碑为：“中书侍郎兼黄门侍郎同三品孙公碑”“延州刺史赠幽州刺史、太常卿孙公碑，开元二年。”《宝刻丛编》另外刊出的二碑为：“唐中书侍郎孙公碑，撰写人及年月并缺”“唐幽州都督孙公碑，唐徐彦伯撰，开元二年。”可以看出，上述两书的“唐中书侍郎孙公碑”，即为孙俊之父孙处约的神道碑；“延州刺史赠幽州刺史、太常卿孙公碑”，应是孙俊长兄孙侹的神道碑；而“唐幽州都督孙公碑”，无疑是孙俊末弟孙佺的神道碑。出土的孙俊墓碑虽然未见底座，考虑到该碑重达数吨，不易搬移，这次文物钻探又只是在45米宽的公路线内进行，因此估计墓碑距离原来位置不会太远。而孙处约墓志，据调查出土于今孟津县朝阳乡小梁村南，两者相距约3千米。那么在此范围内，还应有孙处约家族的墓地。
碑文称孙俊为“□郡富春人”，与新、旧唐书所载其父孙处约是“汝州郏城人”和孙处约墓志云“本□乘乐安人也”不合。据《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孙氏源于三支，分别出自姬姓、芈姓和妫姓。孙处约家族出于妫姓一支，“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字起宗，齐卿。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其后代子孙“世居清河，后魏有清河太守灵怀。武德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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