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沉船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宋建忠
1943年，法国海军雅克 库斯托（JacquesCousteau）发明了自携式呼吸器，他的团队还相继在地中海开展了一系列沉船调查与打捞，但直到196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教授乔治 巴斯（George Bass）带领学生发掘土耳其格里多亚角（Cape Gelidonya）海域的古代沉船，考古学向水中延伸，才算得上是严格意义上水下考古的诞生。
20世纪80年代，英国商人迈克 哈彻（Michael Hatcher）等西方商人开始对南中国海的古代沉船展开疯狂的商业打捞，致使大量重要文物和信息遭到损失和破坏，引起中国文物考古界和中国政府的强烈关注。在此背景下，198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成立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这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的正式诞生。在过去的30多年间，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者在中国海域相继调查和发掘了一批不同时期的古代沉船。当然，在中国水下考古开展之前，也曾在沿海淤积的滩涂或古河道中发现过不少沉船遗存。同时，中国周边国家海域也发现过许多中国商船沉址或含中国船货的沉船，这些都为重现中国海洋文明史、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证。
一、1987年之前中国田野考古发现之沉船
中国考古学自20世纪20年代诞生起走过了百年的历程，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起，随着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展开与全国文物保护体系的建立，中国考古工作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此后，在从南到北的广大区域，特别是沿海各省的古海湾、古河道等地，陆续发现并发掘了一些古代沉船遗存。
50年代，山东梁山县宋金河发现明代兵船，船体复原全长21.8米，从船体形态、四爪铁锚和相关铭文看，这是一艘明洪武年间的浙船［1］；江苏南京三汊河郑和造船故址出土舵杆遗存和古代船舶的盘车构件［2］；浙江温州市发现4艘古代独木舟，其中一艘出土有东晋时期的残砖和瓷片［3］；江苏武进淹城护城河发现3艘周代独木舟，最大的一艘长11米，用粗大的树干挖成，中间宽，两端窄，形如梭形［4］。
60年代，江苏扬州施桥码头遗址发现2艘唐代晚期沉船，大船是用楠木制造的木板船，复原长度24米，分5个大舱位和若干小舱位，小船是一艘由楠木挖成的独木舟［5］；广东珠海市南水镇蚊洲岛北沙滩发现212件古代青瓷碗和碟，成摞叠放，还有包装的草木痕迹，应是沉船的船货［6］。
70年代发现增多，主要有广东珠海三灶草堂湾海域晚清沉船，船长20多米，与中国古代造船传统不同，该船不用榫卯和铁钉，而用棕绳捆扎船板［7］；福建连江鳌江南岸水田中的汉代独木舟，长7.1米，由整段樟木挖凿而成，有明显的火烧斧凿痕迹［8］；江苏如皋县蒲西马港河古代木船，全长17.32米，用三段木料榫合而成，形体细长，平底微弧，分为9个隔舱，两舱之间设有水密舱壁，为典型的沙船船型，船内出土唐代瓷器及“开元通宝”，可确定为唐代沉船［9］；浙江宁波和义路唐代造船厂遗址独木舟，共存浙江慈溪上林湖窑青瓷碗、盘、壶、杯等，其中一件碗上模印有“大中三年”（849年）铭文，可知沉船年代大致为晚唐［10］；西沙群岛礁盘附近海域沉船，遗物包括南朝、隋唐、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瓷器、铜钱、铜器、凝结物等，这些沉船遗物延续时代长，数量多，均属内地所产，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第一章中国沉船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3集中反映［11］。此外，在东沙及南沙群岛也发现了类似与古代沉船有关的资料［12］。江苏武进县万绥将家巷汉代木船，长20米左右，底板由三块弧形木板半搭接而成，两侧舷板由一段圆木一剖为二，中间刳空，底、舷之间用木榫钉严密相连［13］；山东平度县泽河东岸双体船，由两只独木舟连接而成，连接处横梁上覆盖20块横板，所在地层发现隋代青瓷和隋“五铢”，应是隋代沉船［14］；河北磁县南开河6艘元代沉船，船型一致，可能位于当年的码头，应是在一场洪水中沉没，其中二号沉船保存基本完整，长度10.08米，有6个隔舱，出土元代磁州窑白釉褐彩瓷、景德镇窑白瓷、龙泉窑青瓷383件，铜、铁工具、日用器具等486件，唐宋元铜钱69件［15］；广东化州县石宁村鉴江东堤6艘东汉独木舟，形制均中间宽、两端窄并且上翘，船内有火烧烤及斧凿痕迹［16］；广东珠海平沙前锋村3艘古代沉船，其中一艘全长20余米，柚木船板厚4厘米，外壳板外裹一层铜皮，时代晚清［17］；上海南汇县大冶河古船，船内分9个隔舱，船底龙骨“保寿孔”内置“太平通宝”铜钱，船内有宋代瓷碗［18］；上海嘉定县封滨杨湾宋船，船体后部残缺，船内分舱，舱内发现宋代吉州窑青瓷［19］；浙江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沉船，尖艏圆底，单层船壳板，复原长度约20米，主龙骨“保寿孔”内装有6枚北宋早期铜钱，沉船旁的码头遗址内发现大量宋元时期瓷器［20］；天津静海县元蒙口宋船，形制为方艏方艉平底，全长14.62米，不设龙骨，主要骨架为12组横梁和肋骨，外壳板由舷顶板、侧舷板、船底板三部分构成，属中国北方内河和近海航行的沙船，船内出土宋代瓷器和“政和通宝”铜线［21］；上海浦东川沙县川扬河古海滩唐代沉船，残长14.5米，由船底板、两侧舷板和桅座板三部分构成，在桅座板左右侧的长方孔内发现一枚“开元通宝”，推测为初唐沉船［22］。
80年代，福建泉州法石发现一艘有龙骨的尖底古船，船体前部被民房叠压，发掘清理了船体后部4个舱室，发现宋元时期晋江磁灶窑、德化窑和景德镇窑瓷器［23］；山东荣成县郭家村古代独木舟，基本完整，呈艏艉略窄长方形［24］；山东蓬莱登州港4艘沉船，其中一艘战船残长28.6米，夹头阔艉，船型瘦长，船底圆弧，船内分14个水密隔舱，发现有铁剑、铁炮、铁铳、铁炮弹和龙泉青瓷碗、杯等［25］。
在1987年之前的沉船考古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1974年福建泉州后渚港海滩发现的宋代沉船，它是在南海一号沉船之前发现的船体最大、货物最多的宋代商船，总长度约34米，船体水线以下基本完整，12列肋骨和隔舱板将船舱分为13个隔舱，每列隔舱板底部挖有小水眼（流水孔）作为水密设施，体现了中国宋代造船高超的水密舱壁技术。另外，泉州湾海船除了船体保存较好外，还发现4700余斤香料药物和96件保存有地名、货名、人名、商号等墨书文字的木牌、木签，为研究中国宋代海外贸易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资料［26］。
总而言之，在中国水下考古诞生之前的30多年，前述通过田野考古发掘清理的沉船有42艘。从沉船类别看，有独木舟16艘、双体船1艘及其他木船25艘。从沉船时代看，独木舟较早，周代3艘、汉代7艘、东晋4艘、唐代2艘，1艘时代不详；仅有的1艘双体船时代为隋，其他沉船时代为汉代1艘、唐代4艘、宋代6艘、元代6艘、明代3艘、清代4艘。从沉船性质看，可以明确为海外贸易商船的有泉州后渚、泉州法石、宁波东门口3艘宋代海船，其余应多为内河或近岸航行的船舶。这些沉船应该多数为非航行状态沉没淤埋，故多发现于港口、码头、4中国沉船考古发现与研究浅滩，并且发现的遗物多为船上生活用具，而非大宗船货商品，这与1987年后在水下考古中发现的沉没于航行过程中的商船完全不同。
二、1987年之后中国水下考古发现之沉船
1987年8月，英国一家海洋探测公司联合中国交通部广州打捞局在广东上下川岛海域发现南海一号沉船。1987年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了第一个从事水下考古学研究的部门——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次年对广东吴川县吴阳镇沙角旋清代沉船进行了调查，发现了沉船残骸，采集了铜钉、铜环等船体构件与瓷器残片，这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的第一次试水［27］。然而，由于起步之初的人才、技术、经费尚无保障，因此，1989年11月对南海一号沉船的第一次水下考古调查采取了与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合作的方式进行［28］。之后，从1989年底到1990年上半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培训首批水下考古队员11人，由此建立了中国第一支专业的水下考古队伍，并开始了一系列中国水下沉船的调查与发掘。正如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俞伟超所讲：“从此，我国就有了第一批水下考古学的专业队伍。有了这批力量，我国就可以比较准确及时地了解沿海一些地区因种种原因而发现的一些水下古代遗存情况，并可迅速地集中力量，组成一个规模不算太小的水下考古队，进行相当规模的正规工作。”［29］截至2016年底，据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统计，1987年以来中国已发现确认的水下文化遗存（不含港澳台）241处，其中沉船遗存115处，与沉船相关的水下文物点97处，聚落址、墓葬、水利设施、建筑等其他遗存29处［30］。115处沉船遗存的时代，约80%为宋、元、明、清时期，20%为近现代。现依沉船时代择其要者介绍。
20世纪90年代，海南文昌县宝陵港海域明末清初沉船发现铁质凝结物，包含成摞的铁锅、铜锣，夹杂瓷器、铜手镯、银锭以及“永历通宝”铜钱等［31］；福建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出水2200多件宋代黑釉盏、青白瓷碗，另对明清时期的白礁二号沉船遗存采集青花瓷和青瓷类的碗、盘、盆100余件［32］；辽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元代沉船连续五次水下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48平方米，获得各类器物600余件，主要有元代磁州窑瓷器碗、碟、盆、罐、梅瓶等，这是由中国水下考古专业队伍独立开展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水下考古发掘［33］；广东汕头广澳港清初沉船，发现带铭文的铜印章、铜铳、铜暖壶，可能是南明政权所封郑成功部将洪旭在粤东的船队遗存［34］；浙江宁波市象山明代沉船，残长23.7、宽4.9米，尖头方尾，船体分13个隔舱，发现少量瓷器、木器、筒瓦等，时代为明初［35］；西沙群岛浪花礁、华光礁、金银岛、羚羊礁等海域水下考古调查，发现沉船遗迹和水下遗存地点8处，共采集文物1800多件，以唐至清代陶瓷器居多［36］；西沙群岛海域水下沉船遗存的调查试掘，发现13处分别属于五代、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沉船遗址或遗物点，并对华光礁一号宋代沉船进行了试掘，出水以瓷器为主的遗物849件，主要器类包含福建不同窑系的青白瓷碗、盘、碟、盏、钵、壶、瓶、罐、粉盒等［37］。
2000～2009年，南海一号沉船的7次水下考古调查［38］与整体打捞［39］；福建漳州东山第一章中国沉船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5冬古湾海域沉船调查发掘，出水青瓷、青白瓷、酱釉瓷、青花瓷及陶器120件，另有铜钱、锡器、铁器、弹药等，其中铜钱有“永历通宝”和“裕民通宝”，推断沉船为明末清初郑氏集团战船［40］；福建平潭老牛礁沉船遗存，发现船体构件痕迹及各类瓷器400余件，包含白瓷、蓝釉瓷、青花瓷、五彩瓷等，其中以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碗为主，数量达358件，时代为明代中期［41］；福建平潭九梁礁沉船，发现6块船体隔舱板和约100件瓷器，包含青花瓷碗、盘、杯、军持和少量蓝釉瓷高足杯、青白瓷罐，时代约为明代晚期［42］；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沉船，船体残长13.5、残宽3米，水线以下部分尚保留15个隔舱和个别装货的木桶，出水遗物17000余件，以瓷器为主，少量木器、石器、铜器，其中瓷器主要为景德镇民窑产青花瓷，还有釉里红、五彩、单色釉瓷器等，时代为康熙中期［43］；福建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船体构件发现6个隔舱7道隔舱板，出水青釉瓷器603件、陶罐3件、陶瓦1件、铁锅1件，青釉瓷器均为浙江龙泉窑产品，主要为大盘、洗、小罐、碗［44］；福建莆田南日岛海域北土龟礁一号沉船遗存，发现1块船体隔舱板、2块碇石、59件龙泉窑系青瓷碗、铜钱144枚等，其中铜钱大部分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年号最晚者为“绍兴通宝”，推测为南宋早期［45］；福建莆田南日岛海域北土龟礁二号沉船遗存，发现船体隔舱板2块，出水青白瓷碗、盘、碟28件，时代为元［46］；福建漳州海域漳浦县沙洲岛沉船遗存，发现青瓷四系罐、青白瓷碗、炉、执壶、水注、盅、杯、小罐、酱釉罐40余件，年代为元末明初［47］；华光礁一号沉船的水下考古发掘，发现船体构件500余块，出水陶瓷器、铁器、铜镜等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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