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学田野考察的功用和机理
所谓史学田野考察就是指通过户外踏察来完成历史学研究印证传统史料、收集民间史料、寻觅景器场佐证、感知事物环境、诱发创新思考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终可以达到拓展历史研究的领域、提高历史学研究的信度、增强历史研究的影响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为研究提供资料和判断支撑。我们注意到，英文早期语境的田野（field）可能是相对于城市（city）而言，而放大到科学考察这个角度田野则是指书斋以外的所有空间，所谓户外，就包括城市和乡村。所以，我们这里的史学田野考察是指户外的一切观察、调查活动而言。
虽然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往往都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一种理想境界来追寻，但在中国古代真正将野外考察与文本阅读很好结合起来的学者并不是太多，原因除了传统时代交通、通信技术条件制约外，可能更多的是并没有感受到田野考察在史学研究中的真正作用。同时，传统史学可能与现代史学在研究对象、方法手段、价值取向方面有较大差异，所以田野考察的重要性本身也是有较大差异的。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虽然我们都深知田野考察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我们公开话语中也不乏对田野考察的重视，但在现实功利化背景下真正愿意将大量时间、精力用在田野考察中的人并不是太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田野考察功用认识不足的原因。这里我们只是就当代史学研究来对田野考察的作用做一分析。
归纳起来，史学田野考察的功用主要有印证传统史料（传世文献史料、文本记载的已知传说）、收集民间史料（非传世文献为主）、寻觅景器场佐证（佐证各类史料）、感知事物环境、诱发创新思考五个方面。这样，史学田野考察的功能决定了史学田野考察针对目标的广泛性，即一切人类本体（自然体和社会体）、社会现象（制度、文化、风土）、人文景观和器物、自然环境都是史学田野考察的目标。从时间断面上来看，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更关注的是当下的情景，就是在历史人类学的背景下也多只是关注明清时期的话语，就整体的史学田野考察来看，关注时间可从人类产生以来的任何时间断面展开，当然也关注当下的情景，因为当下的任何情景都可能是历史时期遗留或带有历史的轨迹和记忆。
第一节 史学田野考察的五大基本功能
（一）让我们引证时信心更足的保障：印证传统史料
我们知道，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支撑主要是传世文献，这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传统史料。在一般人看来，传世文献，特别是官修正史，往往信度较高，本身是一种可信标识，故往往对历史文献的记载深信不疑。但我们要知道，在传统时代与当下，史学著述作者的史德、史识在主观上都会在文献记载上形成误差，而在传统时代由于客观上的交通通信技术、文本传承技术的局限性，传世文献的信度还会受到较大的影响。修正这种文献的误差、提高传世文献信度的途径很多，而通过田野实地考察来修正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途径。同时，对于我们一些已知的，或见于文本的传说也需要田野考察来佐证或辨误。
所以，史学田野考察的第一个重要功用就是通过观察遗留景观、场景来印证已经掌握的文献记载的精确性，分析记载与实景、实情之间的差异，探索差异形成的原因，我们称为“对读”或“互证”，有的学者称为“解读文献”。实际上我们使用这项功能的前提应该是以对传世文献的不信任为背景的，如果我们完全相信传世文献的精确无误，这里的田野考察就可能只有感知环境场景的功用了。
之前，温春来、黄国信就地名“洞”、市场“自发”的名实之间的考证中田野考察的作用做过了有益的分析。⑩?我们在研究中国南方皇木采办历史时，通过田野考察发现了汉源县叶氏家族野史，与传统文献“对读”“互证”，复原了一个皇木采办过程的典型个案。历史文献中对于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的记载虽然比较分散，但通过检索可以发现许多史料，所以早在?1994?年我就撰写了《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11一文，后来十多年时间里通过田野考察不断发现了大量有关皇木采办的碑刻12，但很长时间内我们并没有发现具体的采木场及相关采木后人的记载，所以我们对具体的采办过程与采办人情况并不了解。2008?年我们得到汉源县发现疑似皇木采办原木信息后，分别在?2008?年、2010?年、2012?年先后三次对汉源县皇木镇杉树村进行了考察和试掘（图?1-1），证实了四根大原木发现过程的真实性。同时，我们通过访谈叶氏家族、踏访叶氏家族墓碑、踏察水井沟附近环境，证明了叶氏家族采办皇木的真实可信。特别是通过试掘再次发掘出一根原木与以前发掘的原木互证，后又将考察获取的样本通过同位素测年，证明三根原木的死亡时间为明末，一根为宋代，证明了皇木原木与历史文献记载时间的吻合。同时，也发现了转运木材的具体运输道路，特别是对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找箱”“天车”有了实证背景认知。13?可以说，正是通过一系列的田野考察及大量“对读”“互证”，使我们对这段明代发生在野外深山的事件有了较为全面和精准的认知。
历史上有关明清时期的驿站位置记载较为精准，但对于汉唐时期深处西南地区山地的驿站虽然有名称记载，但位置往往并不清楚，所以，通过田野考察来定位就显得尤为必要。在唐宋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巴蜀地区有牛尾驿存在，但牛尾驿具体地点在哪里呢，唐宋元明时期并无确切记载。以前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中，认为其是在重庆市永川区长江边的一个水驿。14?在?1995?年的中国唐史学会上，我提交的一篇论文提出牛尾驿应该是深处永川的一个陆驿，估计在永川太平镇与邮亭铺之间，但由于没有实地考察并不能完全确定具体地点。15?2013?年我们组织了成渝东大路重庆段考察，开始从大比例尺地图上能够发现一个牛尾铺的小地名，即永川耗子沟牛尾铺村的治地，但如果简单认为这就是唐宋牛尾驿的具体地址就错了，后来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发现真正老的牛尾铺则在其更西面的老牛尾铺村，才是唐代真正的牛尾驿地址16，这个差异不通过田野考察是完全不可能发现的（图?1-2）。这个结论一是证明了唐代牛尾驿的客观存地，也证明其完全不是水驿，而是一个腹地深丘中的陆驿，与严耕望先生估计的长江边的松溉镇附近相差六十多公里之遥。
图1-1 2010年，汉源县永利乡皇木试掘 图1-2 永川区老牛尾铺村，古牛尾驿所在地
清代滇铜转运中曾经使运用过金沙江会泽小江口到叙州府河道船运，但金沙江河道滩多水急，自古视为绝险。怎样在金沙江上航运，我们一直视为一个迷。我们发现邓少琴编的《四川省内河航运史志资料》中记载有“滚干箱”“吊神船”过滩方法转运滇铜17，当时我们并不了解具体的方式和场景，虽然我们后来在乾隆《金沙江全图》中发现这种场景描绘，但并不能完全理解这种过滩方式。再后来，我们对金沙江下游航道进行了系统考察后发现，至今还有一些地方存在这种过滩的遗迹，如屏山县冒水孔纤道（图?1-3），还明显存在这种“吊神船”的平台，至于可用于“滚干箱”的浅滩沿江更是多有存在。18?这说明了乾隆《金沙江全图》中描绘的不虚，也证明了邓少琴先生记载之说的可信。遗憾的是，在我们对金沙江下游河道进行了系统考察后，由于向家坝、溪洛渡电站的修建，金沙江下游河道被完全渠化，相关历史遗迹已经永沉水底。
明清时期巴蜀地区战乱不断，留下的明清寨堡卡子众多，其中以今垫江县鹤游坪较为有名。关于鹤游坪寨堡群，早在道光《涪州志》卷?1《形胜》中就有记载鹤游坪“周四百余里”；同治《重修涪州志》中也记载鹤游坪“横四十里，纵一百二十里”19；后咸丰年间《德壮果公年谱》中称：“涪州所属鹤游坪今日结成一寨，周围四百余里上有市场，居民数万”20；再后来人们就将其演义为一个面积为?200?多平方公里的“天下第一古城堡”。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通过田野考察，对整个鹤游坪台地进行了系统考察，并进行了科学测量，发现根本不存在一个?200?多平方公里的“天下第一古城堡”，而只是存在一个面积较大的鹤游坪台地，在这个台地的交通要路上设立了大量卡子，同时居民点上也设立了大量寨堡（图1-4），数量较多，总的来看是城堡成寨自保，卡子地处关口管控交通一线，故*多只能称为：天下第一寨堡群。21
图1-3 屏山县冒水孔纤道（已淹入水中） 图1-4 重庆垫江鹤游坪台地塞堡分布图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中通道走向确定与关隘的定位十分重要。在今天的学术界，对于唐代石门道之石门在云南盐津县豆沙关已经没有任何的争议，可是?20?世纪很长时期内对于唐代石门道之石门还存在高县石门子和宜宾横江石城山之说，连《辞海》等工具书都一度认为唐代石门道之石门是在高县石门子。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后确证，除了对传统历史文献的梳理之外，对三个地点的实地考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考察发现，高县石门子并不当石门旧道横江河谷行进，两岸的历史文物主要是明代及以后的，且山势低平，远没有唐人描述的那样险势。而横江石城山虽然山势陡险，却离横江河道较远，横江河道边有更低平道路可通，没有翻越石城山的必要，且也缺乏相关文物支撑，也不可能是唐代石门道上的石门。唯盐津豆沙关不仅在横江河边，山势绝险，道路一线可通，而且有唐代袁滋摩崖石刻为铁证，元代称为叶稍坝，曾设立站赤，所以，盐津豆沙关（图?1-5）才是为唐代石门道所经之石门22，现在已经成为共识。
又如，唐宋历史文献中对金牛道上的五盘关、潭毒关、筹笔驿、大小漫天岭本来的记载都是在嘉陵江边上的，但历史上由于受传统中国地理认知的空间虚拟性和当地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明代以后这些地名逐渐漂移到远离嘉陵江的大山中，正是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发现这些地方的中子七盘关、两河观音岩（即卡子上、关口上、铺子岭）、朝天神宣驿、大小光坡远离嘉陵江，地理形势也无唐宋文献中记载的陡险，而九井滩上土地垭、清风峡、朝天镇、沙河镇南北从地理形势和方位上来看更有可能是真正的这些关隘和山川之地，故在此基础上从史源学角度梳理历史文献的脉络，证明了明代以来发生的这个地名大漂移的现象。23
再如，我们对唐代静南县和昌州位置的考察，对于争论涉及的大足区高升镇静南坝、大足区三溪镇、荣昌狮子坝、河包镇的区位和山川形势的观察，对我们理解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赤水”“长岩”“赖婆溪”位置有重要意义，而对观察的分析成为我们对唐代昌州、静南县位置定位的重要判断证据。24
以上仅是我自己科学研究体会的对读与互证的几个案例，其实在历史学界这类个案还相当多。比如，秦始皇墓中的水银问题，《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地宫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在没有对秦始皇陵进行发掘试探之前，我们对《史记》记载的可信度是有怀疑的。后来通过物探证明，秦始皇地宫内的确存在着明显的汞异常现象。这不仅证明了《史记》记载的地宫用水银较多的可能性，也间接证明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巴寡妇清炼丹与秦始皇关系的可靠。再如，《蜀碧》《蜀难纪实》等文献中对于张献忠兵败沉银有记载，民间传说和近代文献中也有张献忠江口沉银之说，但在没有进行正式发掘之前，由于明末清初的文献对这段时间的整个历史记载多有夸大不实之处，故许多史学界的学者大都对这个事件持存疑态度。不过，2017—2018?年，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对江口沉银进行了大量发掘之后，证明了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的可靠。再如，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图?1-6）没有发掘以前，对于宕渠县的遗址地点在历史文献中有多种说法。在渠县土溪城坝一带百姓一直有称当地的一些土梗子为“皇城梗子”，这种认知并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为一种口述的历史记忆。后来考古发掘发现的城坝遗址正好与宕渠县址相对应，也正好证明了当地“皇城梗子”地名记忆的历史悠久和可靠性。显然，这种“对读”与“互证”的结果应该是多样的，可以通过田野考察证明传世历史文献记载的准确性，也可能证明传世文献记载的不精准或不可信，也可能为传世历史文献做大量补充完善。其实这种“对读”与“互证”并不限于田野考察与历史文献之间，也可在田野考察与历史记忆之间，包括与民间的传说、口述的“对读”与“互证”。
图1-5 云南盐津县豆沙关，唐石门关 ?图1-6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田野考察对于检验历史文献，特别是区别地方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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