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台谈话》：
我近些年的写作，主要是从平凡的人生、平常的日子里，发现奇异的内涵，努力写出人物的奇异性。比如在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香火》中，就有好些人物是奇异的。一万泉和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这些人物，既是艺术创造，又有生活的根基，我在农村时见过他们，和他们相处过，他们不是天生存在于我的脑海中，、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掉进我的小说里的。
我在长篇小说《战争合唱团》的创作谈中，有这样几句话：“有的地方，它完全是天马行空，恣意妄为，而有的地方，却又如同泥巴一样笨重而邋遢，它可能就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中长出来的一个奇葩，这是一个杂交的文体文本，是由写作者的任性和混乱的现实杂交而成。写作者的任性，是因为写作异象时的诱惑、冲动和自我挑战——无论这种任性，最后是走向成功还是走向失败，至少，尝试过了。”
小饭：这个问题比较“坏”——有没有那么一刻，范老师觉得错误地选择了文学，选择了写作——起因是，因为文学创作而给生活带来了非常糟糕的经历或人际上的麻烦？
范小青：从事任何职业，都可能给生活带来非常糟糕的经历或人际上的麻烦，文学并不见得就特别强烈。但是因为写作者多半心思复杂缜密，又爱钻牛角尖，想得太多，想象力（甚至是幻想）太强大，所以在文学的人际关系中，确实经常会遇到一些难题。我的化解方式就是简单化。我的为人处世之道就是绵中藏绵。如果用负负得正的说法来诠释，那么绵绵可能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锋芒呢。
有人说我温和，温和的人似乎给人的印象都是慢性子，其实我恰好相反，我是一个很急的急性子，所以我不耐烦走复杂的程序，无论是工作也好，生活日常也好，与人相处也好，有时候就会简单到很粗疏，得罪人而不自知。这是一面，另一面，若真的被人得罪了，可以不在乎，无所谓。
记得在二十年前的一次会议上，那是大家对我的作品的研讨，陆文夫老师开头讲话，鼓励我一番，最后说，小青是一个最怕得罪人的人。然后就是会议开始，主持会议的黄毓璜老师说，小青虽然是一个最怕得罪人的人，但同时她也是一个最不怕被人得罪的人，所以你们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她不会生气的。
陆文夫老师和黄毓璜老师已先后离开我们。离去的师友，他们一直都在我心里。
我没有觉得自己错选了文学创作这条路，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这条路上多有成就，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一、我没有尝试过走其他的路，也许别的路上风景更好，可惜我没有遇到也就无从比较，无法得知。二、我在写作的人生中，有困惑有苦恼，但也始终是有乐趣的、很开心的。
你的问题大大地勾起我说话的欲望，我再废话几句。说到人生的道路，我在下放当知青的时候，积极参加劳动，要求进步，大约在1976年的春天，县委要选拔年轻干部，我也在名单中，恰好那一天来考查时，作为大队团支书的我，被大队派了一个活儿：名义上是带领团员青年平整土地，实际上是平整人家的坟地。真的不作兴，罪过罪过。
这边在大队部，对我的考查并不顺利，大队书记不赞成，这事情很轻易地就黄了。大队副书记是支持我的，所以他特意站在我们回来的路口等我，但他也是有原则有组织纪律的，不便多说，就只对我说了一句：再锻炼锻炼。
后来过了一阵儿，麻木不仁的我忽然思想了一下，这大概是扒人家坟头的报应吧。
现在回想，如果当时的考查通过了，我会走上一条什么样的路，我最后会是什么样子，我完全无法预测。
再回来说到你的问题，有没有哪怕一瞬间觉得错选了职业，好像没有。也许有过，但是“忘记”了。有的时候，在写作最困难的时候，通常是在长篇的写作过程中，碰到瓶颈，而且长时间卡在瓶颈中，很焦虑，很郁闷，走投无路的感觉，即便那样，也没有责怪自己选错了行，只是怀疑自己的能力、精力、体力等等。
小饭：你曾说你最大的特点就是“忘记”，这是一门技术活儿——我很想知道，这是你一种学习和处世的自我选择之后的应变机制吗，觉得大部分事物其实对自己的精神生活并不重要？
范小青：我的“忘记”，原因之一，我本身就是个忘性较大的人，而且脸盲。如果一个人的长相没有什么特征，我可能见过三次都记不住。真的很不礼貌。原因之二，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心理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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