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丸尾常喜（1937—2008）：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曾在大阪市立大学师从鲁迅的及门弟子增田涉攻读中国文学专业硕士课程。历任北海道大学助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文学部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等。著作有《“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鲁迅〈野草〉研究》等，译著有《鲁迅全集》第2卷《彷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等。丸尾常喜是日本战后第二代鲁迅研究者，也被誉为日本战后鲁迅研究的集大成者，开辟出了与竹内好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研究。他对鲁迅的研究，被誉为竹内好“竹内鲁迅”、丸山升“丸山鲁迅”之后的“丸尾鲁迅”。

译者陈青庆：现就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翻译家班）学员。近年来主要从事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与日本文学翻译实践，译有《揪芽打仔》《别人的脚》《岛中之海》《……然后再度记下文字时》等日本文学作品。

鲁迅写过一句话，“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1929）。

如今回想鲁迅的一生，脑海中浮现的便是这句话。这短短的一句中包含了一种生存方式。我想要阐述的，也正是这句话呈现的生存方式的具体内涵。换言之，在思考鲁迅的人生时有几个可以被料想到的视角，而我试图思考的立足点是：作为一个将过渡性中间物视为自身命运并加以承担的人，他是如何在仅此一回的生命中活下去的。——摘自《序章》

鲁迅六岁时开始在家塾读书。他的第一位老师是同族的叔祖（与祖父同辈的长辈叫做伯祖或叔祖）周兆蓝（号玉田），也是一名秀才。课本采用的是以押韵四字句写成的历史入门读物《鉴略》。之所以选择《鉴略》，而非一般作为启蒙读物的《千字文》或《百家姓》。这是祖父周介甫的意思，他认为对历史的大致了解有其用武之地。对于孙子们的教育，祖父周介甫有自己独树一帜的见解，他鼓励孩子们阅读当时被视为非正统文学的《西游记》。他的课程安排是先通过通俗易懂、能激发兴趣的读物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然后再进入《诗经》的学习。周玉田是一个胖乎乎的和蔼老人，喜欢种树养花。不仅如此，他还是家族里唯一的藏书家。在他那里，鲁迅读到了三国时吴国的陆玑所作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和清朝陈淏子的《花镜》，前者是一本对《诗经》中的动植物进行注解的书籍，后者则讲解了花木的栽培方法。鲁迅最喜欢带插图的《花镜》。在周玉田的影响下，鲁迅也喜欢上花木培育，不久便开始在自己亲手制作的盆栽上贴上竹制名牌，甚至还做了观察记录。在鲁迅旧时收藏的《花镜》中，留存着他晚年写的一些批注。在“山踯躅，俗名映山红……以羊粪为肥。若欲移植家园，须以本山土壅始活”一处，鲁迅批注道：“按，花性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摘自《绍兴》

辛亥革命后的变迁令鲁迅认识到，自己绝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种日复一日长大、如毒蛇一般缠住自己灵魂、挥 之不去的感情，鲁迅将其命名为“寂寞”。话说起来，自《新生》 流产、《域外小说集》的销售惨淡以后，这种感情便萦绕在他心中，逐渐长大，终成寂寞。“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 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 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同上）“寂寞”之名，正是对这种悲哀的确认。

这种寂寞过于令人痛苦，因此鲁迅不得不尝试用各种方法麻痹自己的灵魂。于是，他埋首于古籍的辑录、校勘，金石文、画 像石、砖画拓本的收集、誊抄，佛教经典的研究。以佛教经典的 研究为例，鲁迅由此了解了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真实状况，即 佛教与道教融合产生了中国独特的生死观，而这种生死观又从根本上支撑着儒教追求的礼教秩序。这些工作的意义非常重大，它 不仅进一步为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关键材料，还 成为鲁迅探究“国民性”，从事思想史、文学史、文字史研究的宝 贵基石。不过，对当时的鲁迅而言，这些工作首先是为了蒙蔽袁世凯耳目的韬晦之策，也是医治失望与寂寞的药酒。——摘自《北京之一》

所谓“人吃人”是一种象征。或许只要人世间牺牲他人、损 人利己的现象继续存在，那么它作为一种普遍的象征就不会丧失 生命力。不过，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吃人”有许多是活生生 的真实例子。相传春秋时代，宋国的都城被楚国大军围困，城内民众为饥饿所苦，于是易子而食。同样是在春秋时代，齐桓公说 自己“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他的厨师易牙便蒸了自己的孩子 献给齐桓公。这两个例子在《狂人日记》中均有提及，分别见于 《春秋左氏传》和《管子》。在其后的史书上，这类记载也屡见不鲜。不仅如此，自从唐朝的陈藏器在他的《本草拾遗》中加了人 肉作为药材，便开始出现“割股”的举动——割下自己大腿上的 肉作为药材让患病的父母食用，历代朝廷还将其视为孝顺的表现 而加以表彰。这是一种顽固的陋习，甚至在 1915 年的报纸上，还 能看到女儿为病重的母亲献出自己的大腿肉，结果母亲病情突然恶化的新闻报道。对鲁迅而言，徐锡麟的心脏被恩铭手下的士兵 吃掉，是一件他无法忘却的事情。 

这部作品发表时的意图，正如鲁迅后来所说，是“暴露家族 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 对当时的读者而言，这一意图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在《新青年》 杂志上积极开展儒教批判的吴虞读过《狂人日记》后，写了一篇 《吃人与礼教》（1919），从史书上择取了各种“吃人”的记载，指 出“吃人者”几乎都是“礼教”的捍卫者。吴虞试图用历史事实 证明，那些喜欢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们才是容易“吃人”的人。 尽管吴虞的评论无视了“吃人”的象征意义，略显粗暴，但是凌 驾于每个人意志之上的“人吃人”的场景，是鲁迅对旧中国社会 的整体印象，与“家族制度”和“礼教”（“名教”）在这个社会上 具有的整体意义彼此呼应。——摘自《北京之一》

自己有妻子，虽说只是名义上的，而且自己已经四十五岁，而许广平比自己小十七岁， 还是自己的学生。若选择与许广平结婚，二人容易在持续的斗争中受到社会上的各种攻击，也可以预料生活上的困难，而且他不 忍许广平牺牲、受辱。这些大抵是鲁迅对于第三个选择的担忧。 许广平对此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她对鲁迅说：“你的痛苦是 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指他与朱 安的婚姻），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有甘心做一世农奴，死 守这遗产……但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 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两地书》八二）这是出色的爱的宣言。 

然而，不愿牺牲许广平的顾虑牢牢地束缚着鲁迅。倘若没有某种契机，他就无法前进。最终成为这一契机的，是高长虹刊载于《狂飙》杂志上的诗歌《给——》。“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夜是阴冷黑暗，他嫉 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高长虹单恋许广 平，他进出鲁迅的家并非为了杂志，而是为了“月儿”。而且鲁迅 在北京时，他没有表现任何敌对态度，但鲁迅去了厦门后，他便恶语相向。一想到这些，鲁迅就异常愤怒，但同时感觉抑制内心 情感翻涌的盖子被揭开了，获得了一种解放感。这件事可说是一 个微不足道的意外契机，但鲁迅对可能“牺牲”一位女性的担忧 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假如没有这种契机，他便无法解脱。——摘自《厦门、广州》

一.序章/1

二.绍兴/13

1.故乡/15

2.家族/19

3.读书/26

4.变故与没落/34

三.南京/41

1.“洋务”之学/43

2.“变法”之风/47

四.日本/57

1.思想的熔炉/59

2.仙台与医学/68

3.结婚/79

4.《新生》/88

五.杭州、绍兴/103

1.归国者/105

2.辛亥革命/113

六.北京之一/119

1.“辛亥”之死/121

2.《新青年》/131

3.《狂人日记》/140

4.《故乡》前后/154

5.《阿Q正传》/164

七.北京之二/177

1.《彷徨》/179

2.1925年/187

3.“三一八”事件/205

八.厦门、广州/215

1.孤岛/217

2.革命的策源地/227

九.上海/239

1.“且介”文学/241

2.死/258

后记/264